【編按】號稱可以「隔空來酒」、為許多外國人治病、遊走於名人影星高官圈子的中國「氣功大師」王林，在2月10日死於香港。為什麼一個「江湖術士」「王祿仔仙」可以有這麼大影響力？這跟中國的政治與民俗文化關連何在？流亡美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者何清漣在《美國之音》以王林之死為引，發出專文《王林現象：方士文化與中國政治之緣》，對中國的宗教、「讖緯」與方士做了相當系統性的分析。
最近的熱門人物莫過於「王林大師」了，神仙死，祥雲散，疑雲起。關於王林的遊走權貴、演藝江湖的種種，成就了無數精彩的揭秘文字。比較王林這一個體，我更關心中國術士大師生生不息的社會土壤。只要這塊土壤還滋養方術文化，王林大師去了，勢必還有張林、李林、趙林等「大師」接踵而來。
窮看八字富燒香 背時倒灶問仙娘
人們常說中國人不信仰宗教，這其實是個錯誤。如果去過香港，就會明白中國人不僅信仰宗教，而且包容性極強，本土的有佛道釋儒，外來的有基督教、伊斯蘭教。從土地菩薩到關公元帥，都享有港人香火供奉，最受歡迎的當然是趙公元帥。
所有這些，就是中國人的宗教。但與西方最主流的宗教基督教有點不同，中國人信仰宗教不是尋找心靈的歸宿，更像是與神做交易：平安無事時，求神佛保佑自家升官發財，多子多福，然後捐給供奉神佛的寺廟幾個香火錢；有事時，請神佛保佑自己平安度厄，如果達成所願，對神佛許諾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之類。中國有句老話：窮看八字富燒香，背時倒灶問仙娘。
因為與神做交易這個特質，西方傳教者一直認為中國的宗教處於低級不發達狀態，中國那些接受西方文化的學者也持這看法，世界進入左派的後現代文化之後，中國一些學者雖然也學會了強調「文化不分優劣」，但還是很願意堅持中國人不信仰宗教這種說法。
其實，自改革以來，以各種氣功師名義回歸社會，立身於江湖之間、遊走權貴之門的方術文化，就是中國無處不在的宗教。這種方術文化的包容性與改造能力極強，它以道為本，但可以吸納儒佛等各種宗教為自己所用，最重要的是道家方術涵蓋極廣：太平時節，從百姓的生育能力、房中術、養生術、點金術直到長生不老，羽化升仙，幾乎滿足了中國人從生到死的一切人生要求。因此，歷朝歷代，成名的方術大師上可游走權貴之門、中可結納地方縉伸、商界、文化名人；動亂時期，各種方術文化又成為底層動員工具，因為那撒豆成兵、剪草為馬、刀槍不入的本領讓社會底層深覺造反如有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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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們也可拜官稱相 甚至稱為「天師」
現代王林們的先輩太多，數不勝數，只能列舉兩位「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一位是道家方術始祖，讓人明白其魅力為何永存；再列舉一位身份最為貴重者，以說明方士們根本不需要經過科舉考試那窄窄的獨木橋，就能夠實現布衣卿相的最高理想。
方術之祖當然是著名的彭祖。彭祖家世高貴無人能及，據說是黃帝的六世孫，顓頊帝的四世孫，在他一生的八百年當中，不工不農不商不仕，就幹修身養性這一件事情，共娶49個妻子，生下54個兒子。與其他講究苦行的宗教不同，彭祖一生華服美食，從不節欲。從他每天專心潛修吐納工夫來看，算是中華氣功之祖。君王對彭祖非常崇敬，經常突然造訪，他們紆尊降貴，只為與彭祖相坐聊天，然後悄悄留下一些金銀財寶就恭敬地拜拜了。彭祖非常灑脫，對金銀來者不拒，坦然收受，然後一轉手就發放給窮苦百姓，自己不留一枚子兒，這氣度，不是君王，卻如君王般不蓄私財；不是大俠，卻比大俠更超脫。
這個榜樣激勵了無數中國人，仿效者無數，雖然不可能達到彭祖境界，但自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處，比如進入皇宮，成為「天師」之類。
不過，方術文化的鼎盛時期既非奉道家「無非而治」思想的漢朝初期，也不是以道教為國教的唐朝，而是明朝。方術文化對明朝的影響在嘉靖皇帝時期達到頂峰，這種影響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術士能混到位極人臣的境界。在明朝官場混的最成功的有兩位道士，一是江西貴溪道士邵元節，受嘉靖皇帝知遇，在皇家道觀供職，又賜「致一真人」道號，給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禮部尚書，給文官一品服俸。死後追賜諡號「文康榮靖」，葬禮按伯爵規格。繼邵元節掌道教的湖廣黃岡陶仲文沐浴的皇恩更為浩蕩，他先後陪伴嘉靖皇帝煉丹求仙20餘年，堪稱嘉靖後期癡迷道教生涯中的良師益友，「見輒賜坐，稱師而不名」，即在宮中與嘉靖平起平坐，皇帝稱其為老師。嘉靖中葉，不僅本人封禮部尚書、正一品服俸，其妻子獲賜一品誥命，父母得追封追賜。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師，一人身兼三孤，古今唯一一例，比今天的王林大師還要風光N倍。
二是術士介入朝政。嘉靖皇帝聽信陶仲文之言，移居西苑，設壇煉丹，20餘年不上朝理政，與陶仲文朝夕為伴。對皇室家事，陶仲文也能建議，比如對連喪二子的嘉靖建議「二龍不能相見」，在這條咒語的陰影下，實為太子的皇三子朱載垕常年見不到父親，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駕崩時，他還是裕王身份。
三是用青詞文化改變了一代文風，青詞又稱綠章、青辭、綠素，是道教舉行醮典時獻給天帝的奏章祝文。一般為駢文，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用來謝罪、禳災，保佑平安。由於嘉靖帝愛好青詞，善寫青詞者能得到重用。《明史·宰輔年表》統計顯示，嘉靖十七年後，內閣14個輔臣中， 9人以撰寫青詞見重于皇帝，其中以嚴嵩最負盛名，時人譏為「青詞宰相」。
假托「讖緯」 撒豆成兵、剪草為馬
方術文化中，那昂貴的長生不老修行術離芸芸眾生實在太過遙遠，因此影響最大的是那「撒豆成兵、剪草為馬」的傳說。每到王朝末年，就會有人依靠這類傳說與神術進行底層動員而集結起反抗義軍，中共教科書不管這種反抗的領頭人出身是不是農民，統稱為「農民起義」，被列入教科書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依次是秦末陳勝吳廣起義、西漢末綠林赤眉起義、東漢末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兩宋時期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與鐘相楊麼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清中葉白蓮教起義、晚清太平天國起義。
儘管中共教科書努力誇大陳勝吳廣那「王侯將相甯有種乎」的政治平等意義、鐘相「均貧富、等貴賤」口號的社會平等意義，以及李自成「闖王來了不納糧」這種反苛稅的「經濟翻身」意義，但實際上，這些農民起義的主流動員方式是天命說，多借讖緯說事。所謂「讖緯」即方術文化中的預言。比如陳勝、吳廣起義前學「大楚興，陳勝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時，編出民謠教小兒傳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農民起義時，在河道內「發現」一石人，上書「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白蓮教更是迷信「撒豆成兵、剪草為馬、布雲成陣」的各種說法。太平天國起義時，方術文化多了一點時代包裝，受當時西方傳播的基督教影響，洪秀全與時俱進，創立了拜上帝教，並有了一位時常假託天父、天兄下凡的大仙——東王九千歲楊秀清。
不僅如此，這些「農民革命領袖」中，不少都與宗教有關。比如黃巾起義的大頭領張角原是個燒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後升格為太平道的教主——大賢良師；元末農民起義領袖韓山童則是白蓮教教主。由張角開始，中國歷史上由民間會道門引發的起義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南宋的鐘相幾乎複製了張角的經歷。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20世紀之初的義和團運動，前者因借上帝之名行中國本土方術文化之實，讓西方傳教士認為拜上帝教對基督教傷害極大；後者上陣之時大師兄設壇、一眾團勇口念「刀槍不入」符咒等情景，無論正史、野史都載之甚詳。
如果總結這些「大師」、「教主」的共通點，就會發現他們的傳教多與行醫巫術掛鉤，張角、鐘相皆是借此聚眾起事，白蓮教就更不用說了。
中共的組織植根於農民為主的大眾，深知會道門組織是其統治的不穩定因素，建政之後不久，就在全國發起了「打擊反動會道門」的運動，在民間綿延兩千餘年，時常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各種神秘主義組織，終於失去了公開活動的空間。但其生存的社會土壤仍在。1949年之後，「新中國」曾出了幾十位農民皇帝，起事之前的社會動員基本憑藉各種低級方術文化，祥瑞、童謠、預言無所不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幾年廣州以「項羽後人」與「清宗室後人」之名組織的「影子兵團」只是其中一例。
「王林大師」混跡於朝，「項羽後人」組織於野，讓人看到一點：自太平天國、義和團之後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取得的進步，主要是「器用」，而非思想。我們無法否認，「王林大師」現象本質上是方術文化（包含各種神佛）與中國政治結緣的21世紀版。
【本文取材自VOA，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