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廖萬督醫師，生於1917年雲林二崙鄉來惠村。因他的祖父是地主，所以父親從小就生長在相當富裕的家庭。
二崙鄉醫療的先驅
父親小時候常看到佃農來家裡向他祖父求情，希望少繳租稅，他的祖父基於同情也只好答應，卻說：「我少收你的，但你不能告訴其他人喔！」父親年紀雖小，卻認為既然要少收租稅就該人人平等，不應有差別待遇。他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及悲天憫人的胸懷，長大後赴日習醫多年，畢生以關懷弱勢、濟世救人為職志。
父親在日本完成學業返回台灣幾年後，開始積極投入二崙鄉衛生所的籌備工作（於1950年6月1日正式成立）。當時衛生所沒有醫務設備，父親就以自己的家當醫務所，開始為鄉民服務。同時首創二崙鄉的衛生保健制度，讓鄉民擁有免於疾病的恐懼。
他後來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計劃，特別注意學童疾病的防治，同時靠自己研發及調配的藥物，為兒童及鄉民治療頭癬、頭蝨、砂眼、瘧疾等疾病，在當時環境衛生不良，流行疾病猖獗的情況下，父親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教導民眾注意衛生防治疾病，對社區醫療貢獻很大。
我童年時（大約5歲）最快樂的回憶就是，父親每天從衛生所下班回家時騎著腳踏車，車上掛著一串香蕉或其他好吃的東西。父親稍事更衣後，隨即牽著我和妹妹的手，在鄉下住家四周圍巡視我們的水稻田。父親閒暇時，對水稻品種的改良研究最有興趣，也因此獲頒許多獎狀。
1950年，父親第一次被國民黨捉捕入獄，因查無證據，不久即被釋放。那時二崙鄉新建的衛生所已經落成，父親在衛生所看病人時，總看到有人在監視他。1951年有一天，我在鄉下住家院子玩耍，看到衛生所職員騎著腳踏車氣急敗壞的來告知母親，說父親已被紅吉普車載走（國民黨捉人的車子），關禁在斗六。
母親與叔公黃文陶醫師隨即四處奔走打聽，才知道父親因「匪諜」罪被捕。二崙鄉民見到敬愛的醫生無緣無故含冤被捕入獄，遂集體向政府陳情。誰知愈陳情罪愈重，父親本來被判刑七年竟加到十年，後來又陳情，結果判刑十二年。父親請求鄉民不要再陳情，否則如此有群眾基礎的人物，必定死罪難逃。
酷刑+12年苦牢，家人受盡屈辱
此時我們一家人即開始嚐盡人情冷暖。親戚朋友都怕被牽連，不敢與我們來往，人們在背後對我們指指點點，稱我們為「匪諜的孩子」，受盡歧視屈辱。有什麼事比小孩受到傷害，令一個母親更為悲痛？母親當時又要獨自撫養小孩，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可想而知。國民黨政府如此殘暴無虐對待善良百姓，匪夷所思。
父親入獄後，受盡慘無人性的酷刑，包括被輪番審問不准睡覺、用針刺入指甲等。1953年，被送到位於台北市青島東路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當時清晨五時被點名者，就帶出去槍斃。當我看到電影《悲情城市》演出這一幕時，就如同我父親告訴我們的一樣。我再也不能自己而痛哭失聲。想到父親這樣一位充滿愛心、熱衷音樂藝術、又頗富研究精神的青年精英（入獄時37歲）竟受到暴虐政府的無由殘害，我終於了解中國人的本質，國民黨與共產黨原來是師出同源的一丘之貉。
1954年父親判刑確定後，被送往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服刑。媽媽每次帶我們去探監，都帶著大包小包吃的東西，因路途遙遠要坐客運、火車、三輪車還得在親戚朋友家借宿。去到監獄又要通過層層關卡，還把帶去的東西分送給警衛及獄卒人員，等見到爸爸時已所剩無幾了。如今每想到爸爸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裝東西的那一幕景象，我還會心酸落淚。
父親後來告訴我們：如果看《中央日報》上面寫共產黨做了什麼壞事，只要把共產黨三個字，改成國民黨就對了。
父親曾說獄中生活其實很自由，隨你愛做什麼愛說什麼；但父親曾因痛毆被安排在獄中打小報告者，而被關小屋（編按：即單人禁閉室，政治犯稱為黑房）三天三夜，動彈不得苦不堪言。
蔣經國多次去獄中視察，鼓勵受刑人說出心中不滿。那些人後來卻被痛打，甚至被槍斃掉，這種欺騙人民的做法與共產黨如出一轍。
出獄後，繼續被臨檢騷擾
1960年我國中一年級時，父親因生病需住院開刀，而被送往基隆軍醫院。開刀前一天我們去探視父親，父親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兩旁關著狂喊尖叫伸長手要抓我們的瘋人時，幾乎被嚇得魂飛魄散。
手術癒後，父親接著被送往台東泰源監獄服刑。台東因位置偏遠，醫療人員非常缺乏，父親被准許在監獄的醫務所重操舊業，為受刑人及原住民看病。父親在泰源監獄服刑的四、五年，過得算是比較愉快。
1964年我高中二年級時，父親服刑期滿，我們因在台北就學，無法前去接他，由表叔到台東接他出獄。父親回鄉時，受到鄉人熱烈歡迎。因母親已在台北開設惠仁診所，父親旋即北上到診所看診。但國民黨政府還不善罷干休，每每三更半夜，催命似的敲門進來臨檢；翻箱倒櫃一番後，又順便到左右鄰居去騷擾，擺明要讓我們無臉見人。
1968年，父親因始終無法忘懷沒有醫生的原住民，一心一意想去無醫村工作，遂帶著我和妹妹去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記得當時我們深夜到達，新來乍到，行李都尚未打開，隔天一大早，就有人送來一個臉色已發黑的嬰兒。因缺乏設備，剛開始父親只能口對口人工呼吸進行急救，經父親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照顧，嬰兒才脫離險境，父親卻因此感染肺炎。父親說如果嬰兒不治，他就要帶著未打開的行李，打道回府。還好救活了，從此父親在台北與花蓮兩頭奔波，忙於兩邊的院務。
1970年我出國赴美，與夫婿施興國團聚。1975年，父親應美國醫院之邀，赴美演講針灸的方法及療效，我才知道父親在獄中讀了許多針灸的書，並以自己當實驗對象，自行摸索研究學會針灸。我出國後，父親與台北、新竹一些醫療院所合作，治療許多耳聾、小兒麻痺等病患。當時因醫療的對象都是貧窮及殘障人士等弱勢團體，並且是義務服務，拿不到診療費，父親出國前想傳授他所學的技術，竟沒人想接替他的工作，使他十分失望。
出國行醫救人，又遭不測之禍
父親來美國時，當我們經過麻州時，有位台灣人教授因打球腳受傷已有8個星期不能行走，經朋友介紹，立即拄著拐杖趕來求助。父親就幫他做針灸，15分鐘以後，父親請他站起來走走看，我們都半信半疑，不敢相信，沒想到那教授竟慢慢站起來，而且真的能走路了。教授非常高興，隔天立刻開車載我們去玩，他說他已8個星期不能開車了。
父親既然出國，我們就沒打算讓他回台灣。當他結束美國行程後，曾來渥太華（那時我們已搬到加拿大）跟我們同住半年。同年（1975），住在日本的大姐、姐夫（也是醫生），也幫父親申請到日本紅十字醫院工作。父親充滿愛心、認真負責的態度，受到日本病人的愛戴及敬重，並到處受邀演講。
1978年，我們在國外驚聞父親在獄中的好友十多人，又被捕入獄（編按，指1976年12月發生的陳明忠案），要不是父親已經出國，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我們暗自慶幸做了正確的決定。
不幸的是，1982年4月一個深夜，父親應病人要求要去醫院（東京礦工醫院）急診，竟被一名喝醉酒的日本人一拳打倒，從樓梯上滾下來摔成重傷。我立即飛去陪他，見父親傷勢嚴重，悲痛不已！
我無法明白這麼一位不為名利、無私奉獻自己、做人家所不願意做的、付出別人所無法付出的偉人，為何上帝及菩薩沒保佑，而屢遭如此殘酷不幸？我也只能無言問蒼天。
1984年8月，父親逝世於日本神戶，享年68歲。
廖萬督夫婦照。圖／廖純如提供
年輕時的廖萬督醫師。圖／廖純如提供
廖萬督執業的惠仁診所。圖／廖純如提供 
二崙鄉衞生所現貌。該衛生所1951年左右由廖萬督籌建，廖並擔任首位主任。他就是在這裡被「紅吉普車」（國民黨情治人員）抓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