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脫離軌道並不意味著墮落，而是試著超越自己。
有記憶以來，我似乎始終就是個在軌道外徘徊的流浪兒。過了五十歲，才有機會進入台文所就讀，最要感謝的則是改變我一生的恩師李筱峰教授。
與台灣基層同甘共苦的外省人
1949年還是大一新生的先父，在戰亂中很戲劇性的來到台灣，但隨即因白色恐怖入獄；獲釋後又被充軍澎湖兩年，回台後脫下軍裝，擔任育幼院的教師。1970年代後政治氛圍較鬆了，才轉任公立小學直到退休。
先父一生在職場很不得志，師大國文系畢業的他，在小學教書40年，卻沒教過一天國語，全都在教數學與自然。加上車禍斷腿、多次因病住院、早期還要應付特務定期上門訪查，消磨了他前半生的歲月。為了避禍與避免連累家人，先父在家讀的永遠都是艱深的聲韻學，以及《清稗類鈔》《陶庵夢憶》《春申舊聞》等各種與現實無關的筆記小說。不誇張，我從小也都不曾讀過任何注音的童話或傳記，一開始接觸的就是這些不脫窮酸味的文字。日後能當編輯餬口，是不幸，也是有幸啦！
退伍後工作了六年，弟弟妹妹都畢業了，我才進入東吳大學中文系就讀。由於年紀比同學大一點，加上少許的家學淵源與就業經驗，讓系上的任課老師都對我特別禮遇，尤其教聲韻學又恰巧是班導師的林炯陽教授。炯陽老師生前與先父曾在師大時先後受教於陳新雄教授，我的聲韻學成績又超高，因此炯陽老師經常找我暢談文史或作詩相和，把我視為比他指導的研究生還親的門生，大家都以為我畢業後應該就是繼續讀中研所，專攻小學了。
擺脫中國故紙堆，接上台灣地氣
但這一切的轉折，都在大三時認識筱峰老師開始。
雖然讀的是大學，可是我的生活卻與中學生一樣，不僅要把學分修到上限，甚至每一個空堂我都去旁聽。那年剛巧在世新任教的筱峰老師，首次來東吳政治系兼課，開的是「台灣政治社會史」。我一看課程中有個「史」，就立刻去旁聽，一聽還很有興趣，於是想退了原本已選的系上課程，專心來上這門課。不料當我興沖沖地到系辦去辦改選時，竟然橫生波折。
那時剛解嚴不久，政治氣氛仍未像今日開放。職業軍人退伍的系主任，堅持不讓我加退選。他的藉口是中文系只准外選歷史系的課程，政治系的則不再開放之列。但我心裡有數，筱峰老師讀政大時因寫文章得罪校長李元簇遭退學，後來又在黨外雜誌任職，因此即使政治系開放了，保守的中文系這裡依然還有黑名單。
原本在戒嚴時代，先父擔心孩子跟他年輕時那樣衝動闖禍，堅決反對我們就讀文法相關科系，因此兄弟姊妹讀的或醫或商。我讀中文系時已年近三十，經濟上也獨立，連蔣經國都已經死了，先父才不再反對。我從小在教會裡長大，似乎也未遺傳到父親的山東人脾氣，黨國體制加諸於我家的迫害，我早已無感更無恨。
然而改選筱峰老師的課受阻，讓我的心思頓然翻轉。我向早已把我視為門生的炯陽老師表明：自己是個底層出身的外省人，蒙老師抬愛，日後若能不理世務，專心研讀聲韻學，閒暇時讀些文史，就能擺脫童年時的諸多不快，對自知文采也不在最上層的我來說，確實是最適合的路。但上了筱峰老師的課之後，我像是走進了一個新世界。
這門課雖然叫「台灣政治社會史」，或許是因為課開在政治系，才加上「政治」兩字吧？在我看來反而比較像是為政治系學生所開的「台灣社會史」。雖然那時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同心圓史觀」，但長期閱讀筆記小說，讓我發現筱峰老師在課堂上所傳授的：一個人將自己關心的事物由近至遠，這不僅符合人性，也契合中文系所教的修齊治平倫理哲學。
本土化無關政治，而是正常教育
「本土化」不等於是台獨，孩子本來最先該認識的就是自己的村落，最早該學的就是自己身邊所聽得到的語言。但在長期的戒嚴體制下，國家機器把當權者想像的國族意識，透過教育灌輸到每個孩子腦裡。可是筱峰老師的課卻很不一樣，他是從自己的故鄉台南麻豆說起。讓我想起童年時代，父母也是租屋住在本省人社區裡；外省人即使是軍人（有眷），能分配到房子的也是少數。
然而在黨國體制的教育塑型與媒體渲染下，那些擁有經濟與文化優勢的黨國恩蔭子弟，甚至藉著純熟的文學筆法，讓全台民眾的刻板印象就是「外省人來自眷村」，一見面就要跟我們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其實先父唯一住過這個不義黨國恩賜不要錢的房子，就是青島東路三號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但我也還算幸運，童年時父母雖然沒有自己的房子，家庭還是健全的，只是窮一點而已。為了蒐集小說題材，我訪談到的豆漿店與麵攤，還有老兵共妻現象。老兵一起租屋，一起做生意，到最後合資買智障女共妻。共妻在眷村裡是絕對禁忌，但對那些邊緣人來說，卻是弱弱相濟的理性選擇。可惜這些大時代的小人物真實生活面貌，卻在歷史中難以留下紀錄。
一切文學歷史，應該從本土研究出發
那一年，我聽了筱峰老師的課，驚覺一切的文學與歷史，其實也就該從自己的童年與周邊事物開始。於是我下定決心，向炯陽老師告別，感謝他的栽培，但我已決定不考中研所，今後也不會再鑽研聲韻學了。
炯陽老師本來就了解我的身世，又聽了我的解釋，只是鼓勵我不要放棄寫小說。就這樣，我的人生又有了一個大轉彎。那學期修的「台灣政治社會史」，雖不能列入畢業學分，但純「旁聽」的我仍每節都到，比該上課的政治系學生還認真。大四那一年，中文系換了系主任，也同意認可這一門課的學分，雖然我已超修二十多學分，卻還是正式選修了筱峰老師的「台灣政治社會史」，同一門課第二次上，依然每節都到，有始有終。
畢業後在出版社當了二十多年的編輯，2015年重回校園，並蒙筱峰老師不棄，同意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完成我在大學時期就想做的事。如今筱峰老師正式退休，我們班上這幾位同學，有幸成為他的關門弟子，再次感謝筱峰老師當年的啟蒙與今日的成全，沒有他，我至今應該仍在軌道外流浪。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