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1日，黑名單鬥士李應元在台大醫院病逝遠行天國，在台灣政壇和文化界掀起相當大波瀾，同時也勾起我新聞採訪生涯的一些記憶，特書寫留下記錄，俾供後續有興趣的研究者，當踏腳石。
1991年9月2日下午，我在自由時報採訪中心辦公室，突兀接到報社總機轉來一通陌生人電話，他語氣急促表示，李應元在松江路御書園咖啡廳被不明人士圍住了，可能會出事……。我想詢問進一步狀況，以及來電者身份資訊，但他很沒禮貌，立即掛掉電話，我詢問總機接電話小姐，她說對方用公共電話打的，不知具體來源。
我隨即致電台獨聯盟林秋滿和相關人士，他們都答說不知情，林秋滿或許因過去常有人刻意放消息試探她個人反應，因而冷冷要我找其他人求證。
到了下午5點多，我打電話到美國加州洛杉磯找到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郭清江，他表示，迄前一日，他們都有接到李應元報平安電話，並未接獲更進一步消息，但他相當關心李應元安危，託我找人在必要時給予「救援」。隨後，我找到李勝雄、江鵬堅兩位律師，他們二話不說，立即採取「適當」行動，迄當晚9點多，終於得到確切答案，李應元確實被調查局幹員逮捕，人被送到台北市基隆路調查站，進行相關偵訊。
李應元是1990年就隨著「鮭魚返鄉」的黑名單人士挑戰獨裁威權體制，而「翻牆」回到了台灣，進行「四百天闖蕩」的刺激性行腳。
我相當幸運被選中，曾對他進行了一次「獨家專訪」。當時，曾在鄭南榕雜誌社擔任記者，且與我有多次互動的江瑞添擔任中間人，先約我在民生東路的一間小咖啡館見面，再將我交給李應元的助手「阿弟仔」，他騎摩托車，在民生東路的一些巷子「七轉八繞」，經過將近1個小時的「兜風」，再引領我到御書園與李應元碰面。採訪結束後，李應元表示，以後有事找他，可透過林秋滿或廖耀松居間連絡。
當時，報社內部作業，還搞出一個「大烏龍」。對李應元這種熱門級人物新聞，報紙必然要在頭版放上「人頭」，達到聚焦作用。我送出的照片，是李應元與我的合照，報社正常作業是裁切留下李應元人頭，但當晚深夜第一批報紙印出來後，有女同事請我到伊通街附近小吃攤宵夜。
稍後，女同事介紹說，她老公來接她下班，希望我不要介意。但隨即又說：「他是調查局調查員，剛好對李應元很有興趣，是否可問詢一些問題，如果你不方便回答，也不必勉強！」
我心中雖然很不爽，但也只能陪笑臉說：「不介意！客隨主便。」
其實，我稍早在自立晚報擔任政治組記者，當時處理許信良「遷黨回台」新聞，也曾遭遇不少「粗暴」的尷尬境況。那時，我與許信良周邊的嫡系人士約好，他們有動作時，我就到報社接聽專線電話，再將其轉發為有吸引力的爆炸性新聞。某日，一位自稱是警總朱上校的人士到濟南路報社辦公室找到我，「邀請」我到旁邊咖啡廳喝咖啡。
第一次見面，他的口氣還算客氣，可謂是「先禮後兵」，但第二次時，他的口氣就不太一樣，我借上廁所間隙，通知報社高層來現場與我「巧遇」，孰料，二、三句話，他們就槓上了，朱上校更口出惡言：「如果我不能找記者喝咖啡，那我可改變模式，正式發公文，找貴報發行人、社長、總編輯、採訪主任和記者，一起到我辦公室，只是我的助理泡咖啡的水準不高，你們不要嫌棄哦！」
在那個年代，報社的電話，其實不只我一個人聽，有關單位對國際來電早有完善的監聽模式，換句話說，我得到的資訊，跟他們應該是「同步」，但朱上校一再「勾勾纏」的是：許信良他們還透過那些其他管道與我連絡，是否能預知他們下次行動的人、地、時等。
經過報社高層磋商，他們最後轉知我要與朱上校「虛與委蛇」，不要在言語上衝撞，避免為自己和報社招惹不可預測的「麻煩」。
自由時報那位女同事和她老公，比警總的朱上校，顯然是斯文很多，因而，我只能漫不經心地回應問題，畢竟我已不是「菜鳥」。同時，他們也幫我找到了真正問題所在，因為不該發生的錯誤，竟然真的發生了，報紙頭版印出來的照片，是我而不是李應元，難怪，我怎麼看都覺得奇怪，「李應元長得跟你太像了，你們是不是親兄弟？」一語驚醒夢中人，我立即奔跑回辦公室處理。
往後一段時間，我陸續接獲一些匿名資訊，有人自稱是調查員，說李應元是他堂兄的國小同學，他不希望李「出事」，要求我轉告李應元，松江路行天宮一帶國安單位已佈下天羅地網，期盼李轉移活動場域云云。
李應元入獄坐牢，後來因為刑法一百條的廢止得以出獄，光明正大投入相關政治活動。某場合，我曾當面詢問：1991年9月2日那一天，為何在御書園滯留那麼長時間？我託廖耀松他們傳達的資訊，沒有收到嗎？
不假思索地，李應元回答說：「我在外面奔跑了四百天，身心俱疲了，想休息了，另外，也期盼自己的慷慨赴義能引爆政治性的蝴蝶效應，如刑法一百條的修改，就符合我的願望！」
究竟何時開始與李應元有實質互動？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只知道郭倍宏、李應元擔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副主席時，他們發行的台灣公論報，常將我在自立晚報、自由時報擔任政治記者所撰寫的報導、特稿都用剪刀剪下、並直接貼上去，連「本報記者高天生，台北報導」或「本報記者高天生，特稿」也依樣畫葫蘆貼上，原本我對此一無所悉，後有一機會跟不少同業到香港，向新華社申請赴北京採訪，所有同業都被核准了，只有我一個人被打槍，有力人士幫我探詢，新華人士直言我是「台獨記者」，並拿出公論報當佐證，我才恍然大悟，但亦無可奈何！
根據李應元1992年向「新新聞周刊」記者透露，1991年9月2日被捕，「完全是自己心不在焉」，而且在8月間，郭倍宏闖關失敗，在桃園機場失風被捕後，他就已有「隨時被捕」的心理準備，且託人帶信給郭，說他隨時準備進去牢裡陪他。
郭倍宏二度闖關翻牆的事，早從1991年農曆春節後就開始醞釀，5、6月間，我打電話到洛杉磯與回到橘郡暫住的謝聰敏時，他就告訴我此事已在台僑圈子傳開。稍後，我更接到原先關心李應元安危的特定人士，傳來資訊，說郭倍宏「翻牆」的模式和路徑，都已被國安單位破解，他再度闖關時一定會「出事」。
我透過國際電話與謝聰敏討論，他說，獨盟這些年輕派都很「衝」，正面跟他們說這些資訊，他們可能咬定你是「抓耙子」，不然怎會有「內幕資訊」？我嘗試性將資訊提供給獨盟的一些人，他們反應都很冷淡，有人因此更與我「保持距離，以測安全」。
隨後，我在自由時報刊出一篇報導，強調郭倍宏不日將再度翻牆闖關返台。獨盟一重量級人士對此相當不爽，「郭倍宏還在洛杉磯，你就搶先發新聞說他要闖關，究竟是何居心？唯恐天下不大亂嗎？」
謝聰敏稍後斬釘截鐵說：「郭倍宏可能延宕計劃，但他絕對不會取消行動，他的個性一貫如此，想要做的事情，無論如何都會去做！」
郭倍宏在桃園機場被押走時，有到機場採訪的攝影記者看到，但由於國安單位對此諱莫如深，並沒有人挖到「內幕」，我接到訊息進行查證，也沒掌握確切消息，打國際電話找獨盟美國本部人士，他們理所當然是毫無所悉。
我便宜行事，自然是找李勝雄、江鵬堅兩人進行救援。還好，報社一位同事看我忙得滿頭大汗，提醒我說，機場的航警局，或許會知曉吧？李、江兩律師對此也是滿臉問號，最後，他們只有死馬當活馬醫，不料，卻真的被他們找到人了，只是他們圖能要求一切依法行事和更透明化，不得黑箱作業而已。
回憶到這些往事，更讓我想起有關江鵬堅被特定人士指控「特務、臥底」的事。在我印象中，那些黑名單翻牆闖關的人士，遭遇國安單位追緝、打壓過程，最熱心幫忙、救援的，就是李勝雄、江鵬堅，他們出錢出力，耐操又不怨天尤人，即就聽聞有些無所不用其極的猜疑、吐槽，他們也是一笑置之。
1992年10月22日，台獨聯盟總本部在台灣召開中央委員會，各地中央委員回台報到。圖／擷自台獨聯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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