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人「賣」子宮？
吳老師的教科書裡頭，有一個有趣的案例：根據2014 年以前的資料，40至45 歲的女性之中，有勞保的女性在45 歲以前切除子宮的比例，是沒有勞保女性的二至三倍。經濟學家的說法是：「勞保失能給付所產生的財務誘因，誘發了婦女選擇切除子宮」。看吧！人就是自利！
但是這樣的子宮切除行為，真的只是為了海撈一筆勞保給付嗎？根據王秀雲老師的調查，她不否認經濟利益會造成子宮切除手術，但這裡的經濟利益不只是指切除子宮的女性，也包括開刀的婦產科醫師，畢竟給建議的是醫師，據2005 年的調查顯示，有20% 的子宮切除是不必要的。另外的80% 是基於醫療需要而進行的手術，而且許多婦女都是在醫師告知後才知道，子宮切除後可以領勞保失能給付。如果大家都是為了十幾萬元而去割除子宮，那麼為何不是去賣卵子，一顆可以高達18 萬，或一顆高達750 萬的腎臟？此外，男性切除睪丸的話，一樣有勞保失能給付，根據衛生署2008 年的統計，當年有2,121 個女性切除子宮，而只有16 個男性切除睪丸，如果是財務因素誘發了手術，為何幾乎沒有男性去切除睪丸？
王秀雲老師說，探討台灣女性為何要切除子宮，還必須看到社會對於子宮的論述，例如「子宮無用論」、「子宮有潛在癌症風險」、婦女的身體與醫療技術的關係（例如避孕的樂普）等等，才能清楚為何女性要割除子宮。
這裡可以看到，經濟學家傾向於把人類的行為都歸因在個人的自利動機，但是社會學者則強調人類的經濟行為跟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經濟行動必須鑲嵌在社會制度之中才可以理解。例如台灣女性切除子宮的行為，是鑲嵌在台灣的健保制度、醫病關係、性別文化，甚至裝樂普避孕的身體經驗當中，絕對不可能是由單一經濟物質因素就可以誘發的。
總結社會學角度看到的經濟行為：一、人不是原子式的個人存在，而是生活在社會中；二、個人的經濟行動是鑲嵌在社會制度、文化、物質文明當中；三、觀察經濟行動必須從社會整體、相互關聯的角度來觀看，而非將經濟行動與其他領域的行動分開。
連國家都會變成流浪漢的當代金融社會
司法人員在1970 年代的時候，薪水很低，宏仁媽媽的某朋友是法官太太，只要一開學，就會來跟他家借錢，因為薪水太低了，連小孩子的學費都繳不起。我們猜，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種跟朋友借錢來繳納學費的情況會少很多，一方面有助學貸款，另方面也有信用卡可以應急。以前到美國旅遊或經商，出國前必須換美金現鈔或旅行支票，但現在使用信用卡刷卡或直接在美國的銀行提領現金也可以；以前上公車必須先買票，現在直接刷卡；以前得用現金袋寄送學費給在外學子，現在網路銀行一指搞定；以前賺了錢就儲蓄，現在則去投資股市理財。
我們的生活、社會早被金融化了。
看似更方便的金融生活，其實也徹底改變國際或社會關係，一不小心國家或個人就會陷入負債。借錢非常方便，缺錢中國就借給你，還不出來，就把斯里蘭卡的港口收歸自己所有；信用卡債務還不出來，討債公司、司法體系就會上門來，逼得你發瘋或出門流浪。
本書的第二篇就是圍繞著全球金融化下的社會議題討論，包含一帶一路、股票號子變遷、卡債剝削、債務造成的創傷，更甚者淪為街友無所依靠。我們可以看到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猖獗、衝擊，而台灣這個在地社會又如何回應、適應這樣的衝擊
為何台灣薪水三十年不變？
宏仁老師的姨丈只有小學畢業，在1970 年代先當學徒，接著跟朋友在愛河旁開起工廠做合板加工生意，賺了好幾棟房子；1980 年代的台灣，進入「台灣錢淹腳目」時代，大學畢業生起薪，從1980 年的8000 多元，到1987年翻了一倍，超過1.6 萬元；1985 年的某個大學畢業同學說，他應徵了13 個工作，13 家公司都錄取他。
從1987 年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年，但大學畢業生的薪水還漲不到一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好的工作機會都消失了？黑手變頭家的流動路途是不是被堵住了？有人會去考證照，但這只是個人找尋出路的辦法而已，對集體低薪問題的解決有用嗎？還是必須回到勞工組工會才可能改變？但台灣的政經文化環境，非常不利工會組織跟集體行動，怎麼辦？是不是來讀一下《巷仔口社會學》可以比較知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還是必須改變組織的奴隸管理文化？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提供許多流動的機會，因此，許多人認為努力就可以階級翻身，但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如馬克思說的：「絕大多數的人，除了自己的一張皮以外，沒有什麼可以出售了。」也只有當台灣勞工認清楚這個處境後，才可能團結來抵抗勞動力的徹底商品化，找出新的出路，這是本書第三篇所關心的主題。
本文為《巷仔口社會學3：如果贏者全拿，我們還剩下什麼？》一書編者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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