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公義和平運動發起人陳永興在一場228人權與藝術座談會上表示，今年是228七十週年，包括文化、音樂、舞蹈、電影，都可以是在藝術的範圍裡來看人權與「轉型正義」。透過藝術來反省或是藝術的創作，讓大家對這個苦難當中，會有更大的力量，會有新的創作性、向前走的力量。
陳永興是在228四十週年前的1987年，就開始推動228的平反的公義和平運動，所以對這個228藝術的比較有很深的感想，也和228受難者很多家屬接觸，了解他們的委屈、悲傷和心靈的痛苦、過去的孤單，整個社會沒從藝術來做一個很好的反省和處理，所以讓他們忍受很久的委屈，陳永興說他是因此感到難過，感同身受。
1987打破228的禁忌後，陳永興表示，他一直很期待，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去建立一個紀念碑、制定一個紀念日，或者是金錢上補償受難者的家屬，這都是形式上的東西。比較實質上的應該是，台灣的社會是不是在這個苦難當中，有產生一種更強大的，更去追求人權保障與更加自由的，這種能鼓勵人心的作品出來？
陳永興表示，其實藝術工作者，或是歷史工作者其實也是人，所以也是有人權，也是會受到人權的迫害。228事件受難者陳澄波也是藝術家，之後還有舞蹈家蔡瑞月，文學家楊逵，音樂家江文也、版畫家黃榮燦，藝術家很多都受到迫害。
面對迫害，藝術家也是會惶恐，也是會想用他的創作，去表示對不義的事件抗議，或反過來用他的創作，去安慰受到迫害的人的心靈。陳永興舉例，世界上也有很多例子，像畢卡索控訴佛朗哥不義的政權，不願回去他自己的國家，更畫畫來控訴屠殺，電影也拍了很多部，像《辛德勒的名單》控訴希特勒迫害猶太人與納粹大屠殺。在歷史悲劇和困難的創作環境下，台灣的藝術家們創作時的抗議精神，或對受難者關懷的精神，這都是一種人類很可貴的，是一種心靈提升很重要的力量。
轉型正義，期許創作不再有心靈壓力
另一方面，從228四十週年到現在七十週年，台灣的政治環境變化很大，尤其現在新政府又開始講轉型正義，陳永興覺得這是一個應該可以開始創作，不必再有禁忌，不用再有心靈壓力出來的時刻。
陳永興認為在影像部分，白色恐怖的時期就是228之後延續下來，為了控制思想、打壓人權製造許多的冤枉案子，還好有些人都還在，能做口述歷史請他們現身說法。
他也表示，劇情片的創作台灣也是要鼓勵，有這些歷史真相做為材料之後，怎樣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當然劇情片較困難的是要再編劇，還要考慮導演、演員，最重要的是他不能違背事實，又要讓人家覺得好看，進一步還要聲光、音樂的配合，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入。這並非沒有市場，電影拍得好，感動人的力量是很大的。
當然紀錄片的工作還是要儘快做，很多的見證者年紀大了，有時記憶不那麼清楚，有些過世了，這都是很重要的歷史整理工作，能直接看到人、聽到聲音的說服力，當然是最大的。
此外，在文學部分，文學就是追求人權過程產生的一種思考和表現，其實和228有關的文學作品，比如謝雪紅的傳記就是和228有關係，追求人權的如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像現在還在世的鍾逸人也有傳記、李喬也有小說，散文或詩也有。歷史家也寫很多，如李筱峰寫228很多的人物，傳記已有不少。
現在白色恐怖也有傳記出版，但小說比較沒那麼多，也有人寫詩。如林雙不寫林義雄女兒被殺的詩，或李敏勇寫二二八的詩感動人心。好的作品是否和生活結合？這需要再反省。台灣人追求物質的滿足外，精神的、心靈層次的追求，這就要談到文學、藝術、美學的部分。
藝術創作，可以比政治還快
人權立國或文化立國是很重要的題材。日本的殖民，國民黨的再殖民，解嚴後的後殖民，到現在民進黨執政，看《公投法》的修正也給我們很大的反省，台灣人已經有自己的國家、政府，難道沒自己的《公投法》，還需要限制、有條件？還是人權還沒辦法完全落實？陳永興認為文化的創作與藝術的追求，有時被政治還快，不一定比較慢，因為創作是個人發揮，可以不受到限制。
他期待台灣的文化工作者、藝術工作者、文學家、電影的工作者，真正扮帶領的工作，因為還沒實現100%的理想。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