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音樂界思考，100年後的人想到我們這世代，還是在《望春風》、《雨夜花》這些嗎？或者這一代就是要為後代留下這一代的創作？
蔣渭水基金會第一次辦音樂會，我就從土地出發。向陽的詩，李敏勇的詩，台語的、華語的都有，創作《最美的土地，最美的歌》。那次發表了11首作品，裏面有2首非常受歡迎，包括9位作曲家譜曲《馬偕最後的住家》以及論述生命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這就是一種啟發。
西比流士《芬蘭頌》鼓舞人心
音樂作品就是要經過考驗。例如芬蘭是一個小國，也被瓜分過、統治國，後來為何能獨立？因為西比流士的《芬蘭頌》鼓舞人心，這曲子竟然促成一個國家的獨立。但並不是說《台灣翠青》一直唱，台灣就獨立了，而是人民是不是想要爭取平等、正義，這力量凝聚起來，才能實質獨立、名稱也獨立。
音樂也未必是叫人家去打仗。貝多芬22歲讀到詩人席勒的詩而萌念創作《第九號交響曲》，但一直改到54歲才發表，發表時他已耳聾，背對著觀眾，那譜、那音樂在他的心裏面響，結束後全場的喝采他也聽不見，獨唱的女低音就走過來把他的手牽起，他才看到後面的人。
這曲子是如此成功，不但當時的人感動，200年後大家還是在演奏，柏林圍牆倒塌時也是演奏這首。因這曲子，我們稱他「樂聖」，樂評家認為這曲子主題才五個音而已，竟然可以發展成這麼偉大的曲子。
音樂的力量可以這麼大。但一般人總是覺得，音樂是點綴的，娛樂性的，我們要做228的歷史、音樂、戲劇、文學作品或是紀錄片，做配樂，找作曲家雖然是不難，但重點是音樂家受迫害的時候，如何用他的主觀意識把這迫害化成情境的動力和反抗的勇氣？重點是我們的文化素養與文化政策。
文化素養不足，只敢贊助成名的人
曾宇謙12歲要出國，爸爸辭掉了教授，家裏沒收入，只能靠國外的獎學金，等他得了柴可夫斯基大獎，很多經紀公司就冒出來了，提議幫他邀請名指揮家、交響樂團來協奏，但人家得了大獎哪用你去栽培？多的是指揮要和他合作。像這樣必須從國外紅回來才有人支持，就是我們整個文化素養不足，而且官員只求安全，只敢贊助成名的人。
台灣文化協會很早就告訴台灣人要「提升文化水平，涵養藝術趣味」。我在師大音樂系主修鋼琴，到國中教音樂，貝多芬、李斯特那麼的好，60個學生在課堂上吵鬧，你要用很多辦法，讓學生去體會關心，讓他感覺好的東西要和他分享，讓他不知不覺接受，提倡人權也是一樣，要設法潛移默化。
我們選了小英總統，文化部長找了鄭麗君，但無法光靠她們，我們在辛苦播種時，最重要的還是土壤，這文化土壤要讓它肥沃，每一個人都要有素養。我們常常都是義務在做，但就落得為台灣好的人得要自己籌錢，自己去做，這是我很不平的地方。
補助《夢想家》讓台灣文化《破曉》苦哈哈
2010我去申請《破曉》首演補助，當時的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給我20分鐘，但他遲到早退，9分鐘就離開了。開會時他說，「我們若用曲高和寡的東西很不討好，我們要用兩岸都很歡迎的，很知名的，像周杰倫、蔡依林這樣」，我真的無言以對。
那時盛治仁雖沒提到《夢想家》，只說「建國百年」還有其他的活動，「有一項活動跟凱渥合作的」。後來隔年（2011）我才知道，蒙藏百年服裝展找了凱渥模特兒來走秀，不知又花掉多少錢？我們辦音樂會卻註定要苦哈哈的。
流行音樂中心2013年頒給藝人陳妍希360萬，HEBE 600萬，2015頒給陳綺貞800萬補助，但整體文化水準有所提升嗎？更可惡的是官員竟回答，稱「陳妍希這張唱片是生平第一次出唱片，就有這樣的佳績，而且她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主角，還把偶像帶入校園，所以功勞很大」，稱HEBE「創少女偶像團體單飛紀錄」(見2013.6.10自由時報評論版)。陳綺貞得獎作品被輿論指為簡陋、粗糙，社會的觀感又是怎樣？然後我們這些人，就像導演魏德聖去申請輔導金說的，「感覺自己像個乞丐」，但不申請也不對，那是我們納的稅款，為什麼不能夠用？
話又說回來，文化官員、制定文化政策的人要有遠見、有勇氣，這是我對政府最大的期望。我們不能指望鄭麗君樣樣都懂，但要有幕僚，要有一群有遠見、有勇氣的文化官員，不為自己的私利來幫她做決定。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