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眾泛稱的「歷史」一詞，事實上在人類文明的真實歷程當中，曾經有過三種既不能相互覆蓋，又不能彼此割裂的涵義。三者皆與教育有關，但內容和物件各不相同。
第一種歷史，是最古老和原始意義的歷史。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其充滿嫉妒的扭曲心理，稱之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歷史。菁英子弟的政治經驗和歷史教育，像國手的棋賽和棋譜一樣不可分離。他們生活在歷史中，所作所為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紀錄和政治操作的互動，產生了大量的默會知識。菁英對政治共同體的特殊責任和他們在政治共同體內的特殊地位，大部分有賴於這些默會知識。政治共同體的良好競技狀態，大部分取決於這些默會知識。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念茲在茲的紀錄真實性問題，對菁英的歷史教育影響甚微，因為紀錄本身只需要發揮啟發和參照的作用，身臨其境者的全方位體驗比紙上談兵的單向度考證可靠得多。
第二種歷史，是十九世紀興起的實證主義歷史學。其特徵是以史料學為基礎，將科學方法引入傳統上從屬於政治和文學的歷史。其物件是數量較多，但也絕非大眾的專業人員。他們必須有能力支付長期教育的投資，期望在教育或學術機構長期任職，因此理應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其職業操守也是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分支。他們被期待為誠實的專家和顧問，為客戶的決斷服務，但像自己的階級兄弟醫生和律師一樣，無權也不應該為客戶的決斷負責。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公立教育爆炸造就了海量的無產階級知識份子，超出了中產階級社會能夠容納的合理範圍。學術無產階級別無出路，投入實質上屬於政治煽動家的事業，也就是說依靠操縱和犧牲自己的讀者，經營自己的江湖地位。歷史學專業人員勉強建立起來還不過百年的階級地位和社會信譽，目前在無產階級人海戰術的打擊下已經搖搖欲墜。
第三種歷史，是十九世紀興起的國民歷史教育。民族國家取代傳統邦國和帝國的歷史進程，從1789年和1848年的歐洲走向全世界。民族建構的核心，就是要讓國民共同體行使菁英的統治權。民族建構在其內部體現為國民共同體的自我治理，在其外部體現為國民共同體的邊界劃定。前者的溫和，正是以後者的慘烈為代價的。每一個民主國家（自我治理的國民共同體）都有自己的塞拉耶佛時刻，只是成功的民主國家通常能夠成功地忘記這段歷史。華盛頓將軍的國家在其塞拉耶佛時刻，都不得不將國父佛蘭克林的兒子劃到邊界之外。國民既然要行使統治者的職權，就必須具備傳統菁英的政治素質。大多數國民的歷史訓練來自中小學教育，因此前兩種歷史的教育都不能直接適用。國民歷史教育的任務是以神話敘事方式，將國民共同體擬人化，代入自然人在第一種歷史當中的地位。
國民歷史讀本的作者是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客戶則是作為主權者的國民共同體。作者只負責細節的準確性，政治目的總是由客戶決定的。保加利亞人的歷史以阿瓦爾人為主線、以保加爾人為主線、以希臘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為主線、以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為主線，都可以編出完全符合實證主義標準的國史。只是主線不同的國史將會培養出不同的主權者，導致國民共同體在未來的世界政治博弈中走向不同的方向。今天建構為保加利亞人的十九世紀民族原材料，可以變成蠻族異教國家（阿瓦爾）、蠻族東正教國家（保加利亞）、類似辛亥十八省或大明復辟的希臘民國一省、類似中華民族或大清復辟的奧斯曼民國一省。今天建構為中國山西人的民族原材料，未來同樣可以變成匈奴族國家、鮮卑族國家、漢族民國一省、中華民國一省。
台灣若併入中國難逃大屠殺結局
臺灣中小學生的國民歷史教育，正如全世界所有民族-民主國家的國民歷史教育，本質上都是政治路線的決斷問題，不可能以學術方式得到解決。臺灣公眾和媒體過多地關注學術，只說明主權者-國民共同體的劃界尚在進行時。過渡時期總是曖昧和脆弱的時期，但決斷像分娩或流產一樣不可逃避。臺灣歷史在一個極端，是東亞奧斯曼民族（中華民族）的地方史。共產國際入侵的小小插曲，無非是內亞蠻族入侵的翻版。無論隔江而治還是隔海而治，偏安注定不得久長。帝國雖然在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地方已經慘遭淘汰，但遠東存在帝國永續的歷史特殊性。
臺灣歷史在另一個極端，是太平洋群島的一部分。中國殖民臺灣的小小插曲，無非在民族解構帝國的世界歷史潮流中泛起一片漣漪。滿洲帝國的內亞、東北亞、東亞和東南亞各省，注定要像奧斯曼帝國的歐洲、亞洲和非洲各省一樣各自建構民族國家。漢文化或華文化維繫東亞拜占庭帝國的機會，也並不比希臘東正教徒、拉丁天主教徒或阿拉伯伊斯蘭教徒復辟大一統帝國的機會更多。
目前這個臺灣主體-東亞背景的版本，顯然是兩極端之間的過渡狀態，非常符合臺灣的現狀：剛剛擺脫了中國主義的框架，但還沒有將臺灣主體性推到其邏輯和經驗的自然終點。例如以臺灣本位主義為出發點，臺灣的大部分歷史進程就不適合以東亞歷史為背景；如果以太平洋群島歷史或東南亞歷史為背景，就比東亞歷史背景合理得多。非但臺灣，甚至海峽對岸的閩越，無論人種、文化還是貿易路線，都跟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關係密切，跟滿蒙的帝都北京或中國原意所指的洛陽，都沒有多少歷史聯繫和共同利益。
過渡狀態的穩定性不及起點和終點，後續的發展自然是不進則退。民主的意思是國民共同體自己統治自己，而決斷能力是統治者最必不可少的素質。主權者不能將決斷責任推給專家或顧問，即使看錯了或做錯了，除了自己以外，也無權責備任何人。專家或顧問的職業道德，就是要讓客戶明白每一種選擇的後果和代價，尤其是最壞的可能性，不能以虛假的資訊或錯置的相關性誤導客戶，更不能將自己認為正確的選擇強加給客戶。奧斯曼主義的代價就是，這樣的政體永遠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治理。
臺灣的下一代在已經習慣民主以後，如果併入中國，就會在統治者和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變成像今天的香港或新疆一樣特別難以相處的群體，最後只能通過大屠殺或大流放解決。民族建構的代價就是，這樣的政體不能承受認同的分裂。臺灣的下一代要想避免民主的癱瘓，就要像華盛頓將軍將效忠派驅逐到加拿大一樣，將中國主義者逐出國民共同體。目前的版本將會緩慢地推動模糊大多數的臺灣民族建構，包括促使中國主義者的下一代喪失中國認同，但也會導致中國主義硬核和模糊大多數的邊界清晰化，形成非極端手段不能解決的局勢。主權者只有通過了決斷的考驗，才能發現自己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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