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搭上飛機前往波士頓的那一刻，心中忐忑不安的程度跟急救心跳停止病人時不相上下。當時的我，英語不甚流利，只是抱著一顆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心，天真到近乎愚痴地暫停當時在台灣的臨床工作、選擇出國。當看到哈佛研究所的同學名單，有不少位來自歐美一流大學的專科主治醫師，甚至包括世界最好糖尿病中心的國際計畫主持人、世界最好兒童醫院的科部主任，我簡直是嚇壞了，深怕自己跟不上大家的學識程度。
果不其然，開學後我經歷了一段不算短的陣痛期，最常苦惱的是討論課時怎麼樣完全聽懂這些英語母語者的思路、怎麼樣跟富有經驗的大家搭上話，因為稍一不留意，我就會成為沒有能力發言、某種程度上被孤立的亞洲學員。這樣努力掙扎了兩年之後，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成長，在哈佛的同儕會向我請教研究方法，我也有能力指導學生研究主題、幫忙牽線合作團隊。畢業之際，這些哈佛的夥伴跟我除了依依不捨，談的更多是我們未來怎麼樣進行跨國合作，在特定的教育研究主題如何一起努力。這一切的改變，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覺察到自我改變的驅力，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讓更多人瞭解台灣的好，同時有一部分是體認到台灣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持續向各國學習。每當我參與國際研討會，跟他國學者談到台灣，我注意到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不清楚台灣在哪、有什麼特色的。少數知道台灣、跟台灣有些淵源的學者，都是基於先前赴海外發展的前輩或身處台灣但積極開展國際交流的師長的努力。然而這些連結，是零星鬆散、缺乏組織的。也許在某個國際學術場合連續幾屆沒有台灣人參與，大家就會淡忘有台灣這樣可以在醫療領域提供貢獻的國度。
我常跟來自世界各大洲的哈佛同學討論他們的醫療體系，即便不用刻意比較，大家都意會到台灣是個有著豐沛醫療資源、科技應用的強國，也常會想進一步了解我們在各項議題的努力，包括健保體系的效率、醫事人力的壓榨、醫學教育的改革以及國際公衛的參與。道理很簡單，因為這是每個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台灣在有限人力及資源的情況下，還可以在幾個領域做得相當出色，有讓各國借鏡的地方。我們缺的是行銷策略跟通路布局，把台灣的好讓世界看到。我必須坦白說：這一塊我們真的做得不夠。
如果考量到中國政府的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就更小了。我自己也遇到幾次參與學術活動時國籍遭任意更改的狀況，向主辦單位提出抗議時而有效、時而枉然。我很確定的是，如果不抗議、不爭取自身的權益，世界各國很輕易的把有著華人臉孔的你視為中國人，你做出的貢獻會被視為來自中國的貢獻，但你想為台灣爭取好處卻不可能。這種掙扎、糾結，還帶有些憤怒的感受，我相信是很多台灣學者在國際參與曾有過的難以承受之痛。
你可能會想問：「如果希望台灣好，是不是在海外多留幾年、擴展連結比較好？不要急著回來？」個人的淺見是：在不同領域的每個人需要辦認出自己的戰鬥位置，因此沒有唯一的答案。在海外擴展連結固然重要，有時候台灣要往世界走，靠的都是這些關鍵的海外學者，不過只憑個人或區區數人，時常會感到勢單力薄。在台灣的醫師夥伴也需要胼手胝足，投入國際參與，裡應外合才能持續提升台灣的能見度。這些話很容易講，但真的要透過醫療專業，達成國民外交，確實得靠台灣醫界的齊心協力。
具體作法上，除了各領域的醫師持續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計畫，並透過優質研究、臨床或公衛成果吸引各國的目光，還需要醫院或主管機關補助相關費用作為鼓勵，甚至編制固定人力與經費，主動開創各類重點學術機構或國家機關的交流合作計畫。這些計畫無法像臨床業務帶來立即可觀的收入，很容易在預算考量下被犧牲掉，但它的效益卻是強大而深遠的。隨著台灣與世界的合作更緊密，我們就越有機會跨過政治干預的窄門，實質參與到各類國際組織，發揮台灣的影響力，也為醫界後輩提供更多發展空間。請讓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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