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從2007年開始投入白色恐怖的調查，後來有做火燒島策展與口述歷史採訪，近幾年工作重點都放在這議題上。這幾年幫「國家人權博物館」所拍的影像紀錄，現在已有26支，執行中的還有12支影片。
很多人還分不清228和白色恐怖有什麼不一樣，但228其實在歷史上有一種延續。我們拍過的影片有一些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228如今70年，有多少人看過228？雖然我訪談白色恐怖經驗，但其實從站在這人的生命史來做紀錄，包括小時候成長受教育、社會背景、二戰時如何做學徒兵？戰後怎樣去迎接國軍？「祖國」思想怎樣改變？228事件經驗？一直到之後為何會被抓去？這都有一個歷史的脈絡。
做影像和文學、藝術有個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很直接。文學有很多的隱喻在內，圖像也是。我們在拍片是當事者現身說法，請他們有什麼話可以直接講，用熟悉的語言講，用北京語、日語講都沒關係，受訪者很自然讓過去經歷的記憶活起來，這傳達會有一種力量出來。一些年輕人根本無法想像，為何從前不能講台灣話。當他們的阿公輩的受難者出來講時，也不是只用嘴講，我們會找圖片資料出來做對照、佐證，這會有很強的說服力。
「告訴你這是真的」影像成為對抗國家暴力的有力武器
影像紀綠，尤其是人權紀錄片，過去在台灣幾乎沒有，戒嚴時代的紀錄片都是政令宣導片。到2000年之後，台灣的人權紀錄片才稍微開始受重視，其間很重要的推手就是AI國際特赦組織。AI在白色恐怖時期就已參與許多政治犯救援，且不只是對台灣。我覺得拍的最好的紀錄片是《火線任務》，描述彭明敏怎麼出國流亡。
影像與所有的藝術、文學一樣，就是要讓你知道「我要告訴你這是真的」，透過哲學的思考會有一個信仰，影像也變成對抗國家暴力的有力武器。
因此記錄片、人權電影在這方面扮演很大的功能。幾年前有田媽媽和田醫師的故事《牽阮的手》，那部紀綠片很轟動，雖然不是直接在控訴戒嚴時期的高壓統治，但從人性看到疼惜朋友、同志的心，得到很多年輕人的共鳴，年輕人看過這片之後會去追蹤很多線索。南韓光州事件也拍攝很多紀錄片，讓台灣人看到韓國人面對不公義政權時如何集結力量，可給台灣人更大的啟示。
提到白色恐怖的記錄片，要如何變成劇情片？其實，人權的劇情片也是有，但往往為考慮票房，而有一些包裝、商業思考，除了像《辛德勒的名單》這樣大製作、大資金才可能拍很好，部分作品可能讓年輕人會錯認是肥皂劇。
台灣的文學就是人民爭取人權的歷史，同樣的道理，電影／影像是最基本的歷史材料，例如「綠色小組」的回顧。「轉型正義」一般的作法，例如賠償、真相調查，舉辦紀念活動等等，其實台灣最需要的是「如何化解對立」，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但被長期洗腦的藍營人士會覺得不可思議，認為「你怎麼會這樣想」？
所以228延續下來的白色恐怖，對我們社會傷害很大，有的轉化在潛意識內，「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意思是長期被洗腦已被內化，所以要如何來找到社會破碎心靈集體創傷的修復，能修復才能和解。從歷史觀來做一點新的、包括對美學的看法。什麼是好的藝術？什麼是讓人感動的東西？這也必須重新論述。
加速開放國家檔案，進行加害者研究
至於對新政府建議，我們常說為何228、白色恐怖，只有被害者沒加害者？這是因為國家檔案沒完全解密。現今國家檔案局開放可申請，但你去申請，很多還是看不到的。比如偵訊單位的筆錄、調查，這些都看不到，只能申請看到判決書，這對真相的了解幫助很有限。因此希望政府能開放更全面性的檔案，這是第一點。
第二，受害者絕不是只有被關的，或者被打死的，它的家屬，甚至是親戚朋友，他有很多不敢講，形成一種心理的壓抑，應把關懷對象從早期受害者的控訴延伸出來，把政治迫害和他的文化社會職業工作有關係的，脈絡做開展。
第三就是加害者的研究。開放檔案，自然就知道加害者，加害者並不是都是可惡的，有的在那個共犯結構裏身不由己的處境，因此當他作一個特務時，心中的良心相信也可能有所衝突，若有更多的追蹤和紀錄，可能會比較週延，呈現這些不願承認國家機器暴力的這些人，他們不願承認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也是被害者，若講出來心靈上無法承受到那種的傷害，經過這種陳述，就好像靈魂經過洗滌一樣，才能面對真正的事實真相，才能做一個真正的和解。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