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從去年1124大敗，到現在英德配民調狂勝韓國瑜30%上下，藍綠支持度完全翻轉易位，印證了「民意如流水」這句話。對於支持本土政權的選民，看到英德配的超高民調，亡國感的焦慮多少有減緩的作用，可以稍稍安心。然而，如果仔細分析為何民進黨能夠在短短一年內讓整個選舉翻盤，支持本土執政的選民可能又要開始焦慮了。
兩大選舉影響因素：「主權」與「經濟」
2016年民進黨之所以能夠全面執政，是因為馬英九政府在「台灣主權」和「經濟民生」方面都讓台灣選民失望了。在台灣主權方面，2014太陽花運動讓台灣人驚覺，馬政府意圖透過服貿協議讓台灣門戶洞開。在經濟民生方面，馬政府在2008年一舉將遺產稅從50%調降為10%，造成海外資金匯回台灣炒房地產，房價和物價齊漲，薪水卻不漲，導致民不聊生。因此，2016年民進黨非常輕易就取得全面執政。
但是，到了2018年，人民並沒有感到日子有變比較好過。更有甚者，一例一休讓部分人民的實際收入降低。在民進黨執政之下，雖然比較不需要擔心台灣主權被斷送，但是由於民進黨無法讓人民經濟生活大幅改進，當韓國瑜喊出「發大財」的口號，很容易就挾著人民的強大民怨席捲全台。
今年六月香港爆發反送中，媒體天天報導，台灣民眾突然發現中國政府真的如民進黨所說的，不重視民主人權的價值，視人命如草芥。於是「台灣主權」的重要性一下子就又浮現上來，暫時掩蓋了「民生經濟」的議題。再加上中間選民發現韓國瑜執政能力有待商榷，十一月國民黨提出親中的不分區名單，澳洲又爆發共諜案。即使多數人民認為民進黨未能有效改善經濟，但是為了維護台灣主權，確保能夠繼續過著民主自由(雖然有點窮)的日子，所以選擇支持英德配和民進黨。
有人說，民進黨運氣真好，執政不佳，今年卻因為整個國際情勢(中美貿易大戰和香港反送中)，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誠然，民進黨運氣真好。但是，就是因為民進黨運氣好，支持本土執政的人更需要憂心，因為運氣是靠不住的東西。這次運氣好，四年後是否還是有這樣的大環境來支撐本土政權？一旦主權議題消退，經濟議題上場時，民進黨一定又會開始被民眾痛罵，正如去年1124一樣。這是本土執政必須面對的隱憂。
台灣的經濟民生問題
更正確的說法是，經濟民生不是民進黨必須面對的問題，其實這是任何在台灣執政的政黨一定會面對的問題。無論藍綠執政，都會提到良好的經濟數據，像是國民生產毛額，還有股票市場上漲等的數字，但是許多普羅大眾對經濟成長還是無感。因此，藍營執政，經濟民生就成為藍營的包袱。綠營執政，經濟民生就成為綠營的包袱。因為藍綠都沒有辦法解決台灣貧富不均的問題。
當藍綠都無法解決經濟民生的問題時，民粹明星就容易趁機崛起。林濁水於今年五月十七和十八日在《自由評論網》根據游盈隆的民調數據分析，說道：「勞工和中産階級認同的不是具備階級意識的政黨而是個別的民粹救星：中産階級認同柯文哲；底層的民眾認同韓國瑜，和韓國瑜共構成威力強大極了的民怨共同體。」為何有此強大民怨？林濁水說：「被全球化輾壓在社會底層的眾多苦人」，也就是說，台灣其實存在相當的貧富不均社會問題。
這個問題，不只馬英九政府無法解決，民進黨政府即使有做一些努力，但也只有「杯水車薪」之效。換言之，無論藍綠執政，都無法有效解決這貧富不均的問題，在對藍綠失望之後，許多民眾轉向民粹救星韓國瑜和柯文哲。雖然筆者不認為韓柯兩人會比藍綠政黨更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由於藍綠執政都沒有辦法有效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所以任何有心人都可以利用這股民怨來取得政權。
而所謂的有心人，不只是在野的政黨或個人政客，甚至包含了中國政府。如果最近爆發的澳洲共諜案屬實，這說明了中國政府去年有看到台灣的民怨可用，而且從柯文哲身上看到台灣政治綜藝化的趨勢，從而包裝了說話詼諧有趣的韓國瑜，讓他以「發大財」的口號席捲全台，讓民進黨於去年1124大敗，造成本土執政的危機。
本土執政的努力和隱憂
民進黨應該不是不知道台灣面臨社會公平的問題。審視過去三年多的政策，民進黨政府的確多少有想透過政府的力量促進社會公平：民進黨政府擴大育兒津貼，推行減稅方案，推動長照2.0降低民眾負擔。甚至還推動「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方案」，政府以一比一的比例提撥與家長相同的存款金額，讓孩子18歲時有資金可以獲得接受高等教育或職業訓練的機會。雖然上述法案立意良美，筆者實際訪談年輕父母，也發現民眾對於這些政策是有感的。但是，由於改善幅度有限，一般民眾普遍還是覺得受到生活壓迫，年輕人還是面臨低薪、買不起房的窘境。所以當韓國瑜去年喊出「發大財」的口號，給人民一個希望時，累積已久的民怨就化為支持韓國瑜和國民黨的選票，讓民進黨在去年1124大敗。
雖然最近綠營努力打破韓國瑜的庶民形象，民進黨掀出韓國瑜購買豪宅的往事，時代力量黃國昌則進一步揭發砂石關說案。然而，就算把韓國瑜打趴了，打掉他的庶民招牌，只要經濟民生方面的民怨持續累積，當主權議題稍稍歇息時，任何有心人都可以再次利用民怨，再次塑造另一個民粹明星。比如說，四年之後，郭台銘非常可能捲土重來，以他台灣首富的社經地位，很容易又激起普羅大眾尋找民粹救星的希望和憧憬，這將會對本土執政造成重大的挑戰。換言之，不管台灣經濟數字有多麼亮眼，甚至今年成長率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但只要人民的生活沒有顯著改善，民怨會讓人民持續盼望救世主的到來。這將會是本土政黨是否能持續執政的一大隱憂。
透視結構性問題
為什麼無論藍綠執政，都無法有效解決台灣貧富差距的問題？因為透過社會福利政策，只是補貼民眾生活成本，但運行中的社會結構還是沒有改變。當然社福政策對人民多少有所幫助，筆者也相當支持，但是只靠社福政策，無法形成一股生生不息、自行運作的新結構或新系統，來支持社會公平的理想。
在社會學中，「結構」(structure)指的影響、限制人的選擇之重複性秩序。比如說，古典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及，資本主義就像一個「鐵牢籠」(iron cage)，企業僅從功利角度，力求利潤最大化。如果一個企業不利用各種機會去獲取利潤，那就注定會被市場機制淘汰。這就是一個由經濟理性決定商業行為的龐大「結構」。
現代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提出「溝通行動理論」，呼應了韋伯的看法。哈伯瑪斯認為，現代社會中維繫多數社會系統的力量主要是「物質再生產」，系統中的勞動者多採技術性思考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於是金錢和權力成為整合系統的媒介。影響所及，生活世界反過來被系統指令工具化，哈伯瑪斯稱之為「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這個觀察反映了資本主義宰制經濟秩序後，現代社會的普遍運作模式。韋伯稱之為「鐵牢籠」，哈伯瑪斯稱之為「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講的都是「結構」對現代人的支配力量。
很明顯的，台灣之所以有難以解決的貧富不均問題，原因就是出在「結構」。許多企業為了極大化利益，盡力壓低勞工成本。勞工想要跳槽到別家企業，但是面臨一樣的低薪，無所助益。於是我們在新聞就經常看到，富二代駕駛超跑出車禍，低薪勞工則是為了多賺一份外快去騎機車做FoodPanda，在時間壓力下出車禍。真的是現代版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台灣勞工一方面面臨薪水不漲的窘境，只能兼差過日，另一方面又遇到高漲不下的居住成本，難以為繼。雖然民進黨喊出蓋社會住宅和補貼等政策，但是，如同育兒津貼等社會福利政策，雖然不無小補，但還是沒有辦法改善結構性問題。關於居住正義，背後原因之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翻轉結構的可能方法之一，是遷都中南部。雖然賴清德在初選時提出這個政見，但隨著初選結果出爐，未來四年不太可能發生。此外，遷都可行性也尚待評估，畢竟茲事體大。
不過，從翻轉結構的角度去思考結構問題，應該比靠各式各樣的社會福利補貼政策，更加直探問題本源。因此，從翻轉結構去省思目前台灣的貧富差距問題，應該能夠更深入理解台灣社會遇到的困局。
如何翻轉結構？
韋伯似乎對結構的翻轉性存疑。他對於資本主義的前途感到相當悲觀，認為人類會被束縛在資本主義「鐵牢籠」中，直到「人類燒光最後一噸煤的時刻」。但是，現代社會學家如Margaret Archer 指出，雖然結構對人有制約效果，但是人還是有能動性，透過行動和結構的互動，轉變既有結構是可能的。因為人有反省能力，並非完全受結構所決定。
其實，每個結構背後都代表了一種特定的心智模式。如果能夠調整心智模式，就有翻轉結構的可能性。比如說，當老闆把勞資關係視為零和賽局，就會把員工當作成本，而不是資產，具有此心智模式的老闆就會努力壓低員工薪資和紅利。但是，如果老闆轉換心智模式，從雙贏角度思考，就能夠將員工視為一起共同打拼事業的夥伴，是公司的重要資產。當員工能夠感受到老闆的惜才之心，在工作上就更能夠發揮創意，長久來說，公司經營績效自然會揚升。
雖然宰制全球經濟的主要力量依舊是資本主義，但還是有少數人能夠跳脫結構的束縛，做另類思考，所以筆者觀察到這個世界還是有一些平衡貧富不均的結構力量在小範圍中作用著。目前雖然尚未成為主流模式，但可供為政者作為引導社會潮流的參考。以下試列舉數種翻轉結構的力量，拋磚引玉，希望更多社會賢達一起集思廣益，共思翻轉結構的可能方向。
一、股權分享模式
筆者曾在美國矽谷工作數年，從新創公司一路做到上市公司。筆者發現，在矽谷，就算最資淺的員工，也會分到技術股。因為在矽谷，資本家(創投或私募基金)提供資本，公司派(技術和經營團隊)提供技術和經營專才，兩者皆有股份。透過股份的持有，公司的成功將會被勞資雙方所共享。根據筆者的經驗，在矽谷無論是股東、公司高層或員工都是以共贏的心智模式一起努力，大家相信當公司創造更高的價值時，每個人都會獲勝。這樣的股權分享模式，不僅超越了勞資對立的舊有思維，也營造了友善的工作環境。
股權分享有助打破勞資對立模式，但是如果原本的股權分享榮景不再時，也會造成對員工士氣的打擊。過去台灣許多科技公司透過股票分紅的方式，將利潤與科技人才分享。但是隨著員工分紅費用化，台灣科技人才的分紅收入也隨之降低，工作意願也受到影響。筆者有一位在竹科上市公司工作的朋友曾提及，過去在公司大家都自願加班，因為希望年終能夠領到更多的股票。但是隨著員工分紅費用化的施行，現在自願加班的人數銳減。當然，員工分紅費用化是為了和國際會計原則接軌，但是當科技公司老闆不願意犧牲部分公司利潤來緩解員工的損失時，原本勞資雙贏的結構就會因為新會計原則的施行受到破壞。
股權分享並不限於科技業。筆者認識一位餐飲業的老闆，他開展新店時，讓員工可以選擇是否要入股。如此，當新店開始獲利時，員工也可以分紅。他還考量到，員工未必有資本可以入股，所以他可以借他們錢，再從薪水中扣除。這樣的運轉模式讓他的員工向心力很強，大家的收入不再受到薪資數字的限制。可以當股東和老闆一起經營，對出生平凡家庭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二、利潤分享模式
除了股權分享模式之外，還有一種利潤分享模式值得參考。當然，現在許多公司年終都會有年終獎金，而年終獎金會隨著公司營運好壞做調整。但是，公司利潤分享比例的多寡，顯示的就是老闆究竟視員工為打工仔，還是把員工當家人。那麼，究竟公司利潤分享比例要達到多少，能讓員工感受到自己是公司大家族的一員，而不是只是一個打工仔？
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提過一個比例，或可供作參考。稻盛和夫的話之所以值得參考，是因為他一生創立了兩家財星五百大公司(京瓷和第二電電)，也挽救日本航空於破產之際，使其成為全球獲利率最高的航空公司，是相當成功的國際級企業家。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抱著為員工和社會貢獻的精神，努力打拼，以誠待人，有任何經營成果皆不吝和員工分享，也透過再投資的方式提升技術和服務以回饋客戶。員工感恩戴德，工作動機大幅提升。稻盛和夫還開設「盛和塾」，和中小企業主無私分享他的經營哲學和訣竅。
筆者閱讀盛和塾的記載，有一位中小企業主向稻盛和夫請教，如何分配其10%的稅前利益。稻盛和夫建議他分享員工2%的利潤，剩下8%依據日本稅法要繳交4%的稅款，剩下4%則做為公司發展和股東分紅。由此可見，2%員工分紅，4%作為公司發展和股東分紅，員工佔約莫三分之一。畢竟公司發展需要營運資金，股東出資也應該有所回報，而員工平時有領薪水，所以三分之一的員工分紅應屬合理。這應該是一個員工能夠感受到老闆誠意的分紅數字，如此應有助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三、工會制衡力量
台灣工會較不盛行，也因此勞方力量難以凝聚。從談判角度來說，如果勞方可以團結成立工會，對於企業應該能夠產生一定之制衡作用，有利於勞方爭取權益。但是，從今年六、七月長榮工會罷工事件，社會大眾看到勞資雙輸，因此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善用工會力量。筆者看過能稱得上典範的勞資關係，是前述稻盛和夫的京瓷公司。
身為資方的稻盛和夫，體認到自己身為企業領導人的社會責任，所以他主張公司經營的真正目的不是在自我實現，而是為員工和他們家人創造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幸福，並為社會做出貢獻。相對的，京瓷工會也能為資方著想。有一年全球不景氣，京瓷面臨經營困境，稻盛和夫向京瓷工會說明必須1年不加薪，但京瓷工會上面還有聯盟工會，聯盟工會要求一律加薪29％。後來京瓷工會決定脫離聯盟工會，並制定京瓷工會的宗旨：「工會是為了人類團體永久的幸福而存在，勞資雙方是緊密的同軸關係，共同開創命運，在共同目標之下共享苦樂，勞資雙方所肩負的責任是平等的。」
由此可見，資方的經營哲學和勞方的思維模式，會影響一家企業是否能夠跳脫勞資糾紛困局，是否能變成一個勞資和諧、共同奮鬥的生命共同體。透過心智模式的提升，工會和資方可以從對抗模式轉為互助方式，共創榮景。
四、資本市場評價模式
當資方從零和思維轉為雙贏模式，透過股權或利潤分享方式照顧員工，如果員工也能基於善意回應資方，公司績效便有改進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如果資本市場能夠給勞資共享的公司更高的本益比(P/E Rario)，將可以提供一個誘因讓更多公司從勞資零和邁向勞資雙贏的模式。
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以近年來全球商業界大力提倡的「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為例，西方學術研究發現，能夠擔當起「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不僅績效表現往往比較好，甚至也享有較高的本益比。也就是說，在每股賺取利潤一樣的條件之下，資本市場會給擔當「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更高的股票價格，給未擔當「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較低的股票價格。
因此，如果市場投資人能夠如同認可擔當「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一樣，認可善待勞方的公司，給予較高的本益比；如是，將會有更多公司從善如流，從勞資零和轉向勞資雙贏的模式，應有助舒緩貧富不均的問題。
五、直接採購模式
台灣經濟中，除了勞資不對等的結構之外，還有中間人剝削的問題。筆者不只一次看到相關新聞報導，當颱風來臨時，菜市場蔬菜飆漲，但是在產地農民賣給大盤商的價格卻沒有變動。因此，有些關懷社會的人們會集結成立合作社，直接向產地採購，為的就是降低中間人剝削問題，讓農民能夠賣出更高的價格，消費者也能享受到比市價更低的價格，兩全其美。
除了合作社，民眾也可以用團購方式幫助農民。但是團購往往需要發起人，發起人相當辛苦，必須收錢、訂購、分貨，所以常常難以持續。所幸的是，筆者聽到一些社會企業家提及，他們將成立團購的平台，讓團購的金流和物流得以順暢無礙。這樣任何公司的部門，或者是社區鄰坊，都可以透過團購方式，不僅降低自己生活負擔成本，也能幫助小農提高獲利。此一直接採購模式將有助舒緩貧富不均的結構問題。
六、世代階層流動的結構問題
另外，世代階層流動對於在底層的民眾來說，是一個希望和寄託。自己苦沒關係，但是如果下一代能更好，現在咬著牙關也可以忍耐。過去台灣透過低學費和聯考，讓處於貧寒家庭的孩子能夠透過教育翻身。但是，由於台灣對於美國的嚮往，不僅調高大學學費，大部分學生進入大學的方式已經改為考試加上申請，兩方面都形成了世代階層向上流動的阻礙。
其實，美國高昂的大學學費和申請入學的方式在美國造成了世代階層流動。美國窮人家小孩，因為付不起高昂的大學學費，且無法在申請書上寫出亮麗的課外活動表現，往往放棄申請大學的機會，因此窮人家的小孩難以翻身。台灣人普遍嚮往美國，美國也的確有不少值得學習的地方。但美國並非完美，其世代階層不流動所造成社會亂象，相較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如果我們不知其害，一昧盲目效法，會進一步降低台灣社會的階層流動性，讓結構翻轉更不可能。
更明確來說，台灣的大學學費調高，導致清寒學子還沒出社會賺錢時，就已經背負大量學貸。一出社會薪水又低，物價房價又高，還有學貸要償還，這真的讓人不禁質疑，當初調高大學學費，是一個好的政策嗎？(此外，美國學貸債務之高，已經形成了上次2008房貸風波下一個未爆彈，故台灣宜注意之。) 再者，以申請方式入學，看的是孩子們的才藝，但是清寒子弟往往沒有家庭資源可以去培養才藝，會影響他們申請到好學校的機會。
所以，筆者認為，大學學費不宜再調高，甚至可以考慮降低。而指考一定要保留，做為清寒子弟除了繁星之外，能晉身優質學校的管道之一。如果為政者不注意這一點，教育結構被翻轉成優質大學成為上流社會孩子的大學，一般人民對孩子的將來失去了希望，民怨將會積累更深，社會也會如同美國一樣，埋下動亂的種子。
結語
如前所述，由於台灣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難以解決，往往讓執政黨背上罵名。今年因為國際局勢之特殊，讓民進黨在去年「大落」之後，得以趁著風生水起而「大起」。但是只要台灣社會不公的情況無法妥善改進，當「台灣主權」議題退燒時，就不得不面臨民眾在經濟方面的檢驗。雖然社福政策能夠稍稍舒緩社會不公的問題，但是如果無法從深層的「結構」改善，恐淪為「治標不治本」的窘境。
當然，本土執政隱憂不只是能否持續這個議題，還有質變的問題。質變問題需要另外為文探討，但是就本土執政是否能夠持續這個問題，本文探討了潛在隱憂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能有更多有識之士提出更多翻轉結構的建議方案，讓台灣社會更公平，人民生活更美好。願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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