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從前有一位智利的左翼民謠歌手叫Victor Jara，U2為他寫歌，Bruce Springsteen讚頌他的啟發。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軍事政變（美國在背後支持），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阿葉德在總統府被炸死，Victor Jara和許多人在體育場被軍人虐殺。奪權的皮諾契將軍上台擔任總統數十年，數千人因為政治異見被謀殺，數萬人被關進黑牢和刑求。但這個獨裁者也讓智利經濟快速成長。
上週我剛好在Netflix看了這部關於Victor Jara的紀錄片。
這部片的主題不是Victor Jara的偉大，而是他的太太瓊幾十年來如何一直努力地追查是誰下令殺了她丈夫。世人都知道皮諾契將軍在1998年被起訴和審判，但比較少人知道，Victor Jara的妻子瓊也一直要追求屬於他們的正義。
2016年，他們終於讓某位軍官站上法庭，瓊已經92歲了。
我是一個眷村長大的外省人，且在18歲之前，是典型的黨國奶水長大的小孩，反對台獨，覺得街頭衝突很亂。
大一時，我開始閱讀從日治時期到黨外民主運動的台灣史，開始學習政治學和社會學對台灣的分析，我看到從二二八的受難者，到戰後初期社會主義青年，到自由中國的外省知識份子，到追求台灣自主命運的彭明敏先生和其夥伴，以及推動台灣民主人權的黨外世代被逮捕、拘禁，當然還有林家血案的震撼。我在黑夜中流淚，痛恨這個威權政黨。
彼時雖然解嚴，但還沒進行國會改選，更不要說總統不能直選。
我參與學運和社運，支持台灣民主運動，希望看到政黨輪替。
90年代前期也是台灣族群政治最激烈的歷史時刻，外省族群對於新崛起的本土政治力量和象徵符號強烈感到不安。然而，看到國民黨的政治和媒體人為了保衛自己日益失去的利益，過度製造對於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恐懼與焦慮，讓我的家人恐懼和焦慮，我非常憤怒。
還記得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嗎？趙少康在政見會上說，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但，「有那麼嚴重嗎？」
全世界正常人公認蔣介石是獨裁者
1996年，我在政治學碩士班時寫下第一篇投稿報紙政論文章（中時）。沒記錯的話，我是批評陳水扁市長要大家忘卻悲情：我用剛學到的民主化理論去強調過去的歷史不正義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
那時「轉型正義」這個概念尚未流行，但我已經想呼籲，民進黨不要為了選舉往中間靠，就忘記我們才剛走進民主，還沒認真挖掘歷史的黑暗。
如今，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已經很多了，推動者大都認為台灣做的遠遠不夠，這包括扁政府該負起很大責任，只是選舉時才來「提款」。但這也或許反映，大家都覺得這問題敏感，會引起太多情緒。
但結果是，越避免處理，傷口的膿就越來越嚴重。台灣社會對於那段黑暗的歷史、對於統治者的評價，仍然有很不同的看法。國民黨主流或許承認那是不對的，馬英九先生也對白色恐怖受難者道歉過，但他與大部分藍營的政治人物仍不會承認誰是加害者，不去批判蔣介石。雖然他是全世界正常人都公認的獨裁者（連Woody Allen都在早期電影中諷刺過）。
台灣社會對於共同的過去如此缺乏共識，其實是一件很悲傷的事。德國人對於納粹歷史有嚴厲的反省就不用說了，美國人對於60年代民權運動之前的種族壓迫也幾乎是全民共識（除了極端白人），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從南非、東歐到拉美，也都會承認過去那段威權統治時期的錯誤與邪惡。當然，每個國家面對與處理方式不同，要審判、處罰或該怎麼樣，的確是轉型正義的難題。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知道歷史的真相，更需要有一個道德的判斷：什麼是錯誤和不正義的。
有些人會認為，蔣介石固然有迫害人權的錯，但對台灣建設仍然有功。
但許多獨裁者從皮諾契到南韓朴正熙都對經濟發展有功，但很難想像在民主化後他們的城市中會有一個巨大無比的偉人紀念堂，或者會有以獨裁者為名的大學。畢竟，一個民主國家之所以是民主，是因為我們相信人性的價值是最重要的事。而一個系統性迫害人權、壓制政治權利的統治者，就是獨裁者，而他應該是在歷史評價上成為負面的教材，讓後人知道，我們不可以再犯。
進步國家不會說發大財比人權重要
也有很多人說，不要一直回頭看過去，不要只進行政治內鬥，台灣越來越封閉了，要往前看，要發大財，要走向國際。這樣的修辭經常來自商界。但如果真的有國際觀，會知道其他國家如何重視對歷史的反思：沒有一個進步國家會說，不要回頭反省歷史；沒有一個進步國家會說，發大財比人權重要——這是中國這種國家的價值觀。
更何況，越是說這些話，可能對台灣發生過的黑暗歷史越不了解。這也越代表：我們需要更多對歷史的教育和討論，需要更多對正義的思辨和價值的判斷。
有人說，去蔣化是掀起族群矛盾，但這就是故意製造出的假論述。蔣家威權也迫害了許多外省人，更剝奪了所有人的公民權。讓他走下神壇，批判他的威權統治，不代表是傷害外省人情感，外省族群不需要被此綁架。
更何況，即使真的有些人對蔣的情感被傷害，但問題是，像瓊這些人他們的情感呢？他們的伴侶、父母、孩子因為理想、熱情、喜歡思考，而被消失、被殺害，這些巨大的傷痛是不是更該得到正義呢？
而這不只是他們的事，也是我們的，因為所有走過那時代的人，都曾被迫活在恐懼與無知，都失去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份。
看到這位阿姨打人，我一方面對麗君部長非常不捨，另方面也感到問題不能僅僅放在她個人的暴力，而更要追問是什麼樣的言論環境動員了人們的憤怒與恐懼，是誰形塑了她對「去蔣化」如此強烈的情緒（更遑論文化部根本沒說要把蔣銅像搬走）？
我當然希望台灣社會可以不要一直陷入昨日的泥淖中，可以更多討論我們的明日。但這不是假裝歷史已經過去，和解已經達成，所以棄絕對過往的責任檢討。而是要趕快做這件事（例如中正紀念堂當然應該轉型）。但只是藍綠政治人物必須放棄過多的政治計算，更誠懇地面對我們的過去（我對鄭部長很有信心。）
「唯有面對歷史，我們才能解放我們自己去創造一個更正義的世界。」這是哈佛大學校長Drew Gilpin Faust教授去年在討論大學歷史與奴隸制的研討會上說的，因為他們至今還在挖掘200年前這所大學的蓄奴歷史。
如果我們不去慢慢形成對歷史是非的裁判，不去釐清那段幽暗歷史中哪些行為是國家暴力和對人權的壓迫，那麼我們該如何在當前共同的政治生活建構一套民主的規範性判準，又如何真正做到永遠不再犯這些錯誤？
面對歷史的過程是不容易的，陣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相信，這個共同檢視集體記憶、進行價值辯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學習。文化部對於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其實是很重視對話，尋求共識的。
讓我們放下拳頭，繼續在追求歷史正義上對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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