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我們的革命就是要趕走政客

遠離了台北，遠離了雜碎的新聞，遠離了那一些把權謀當成家常生活，把詐術當作活命伎倆的政客，一切都變得那麼安全，一切都變得那麼溫暖。真正的台灣，在台北以外，在政客以外，在翻臉如翻書的幫派之外。

回到我靈感的故鄉，高雄，一切都那麼熟悉，好像日子從來沒有間斷過，所有的情緒和氣息都和年少無縫接軌起來。走在自強路上，兒女的母校大樹蓊鬱的「經一幼稚園」雖已鏟為平地改成停車場，但兒童嬉鬧聲似乎仍在耳際；蔡景福內兒科診所還在服務病人，母親在世的時候常都靠他照顧；我愛吃的張爺爺麻醬麵攤，已經遷址另開「甘麵店」，滋味還在；由著名的建築師陳其寬與沈祖海所設計的一流的建築，聖公會聖保羅教堂仍然屹立在自強橋邊，只是附設幼兒園見不著小孩。

我喜歡去逛三民市場，阿萬意麵的匾額「意誠麵肥」熟悉溫暖；幾十年前一些老攤子依然健在，趨前只買三兩樣蔬菜，還要送蔥送小辣椒；到熟悉的肉攤買排骨，大家都沒有再問有沒有瘦肉精，因為彼此都相信幾十年的老朋友絕對不會故意害人。可愛的老百姓，為了老顧客的情誼，為了取得新顧客得好感，主客之間輕快親切的家常對話，對離鄉久遠的我，醫治了鄉愁。

遠離了台北，遠離了雜碎的新聞，遠離了那一些把權謀當成家常生活，把詐術當作活命伎倆的政客，一切都變得那麼安全，一切都變得那麼溫暖。真正的台灣，在台北以外，在政客以外，在翻臉如翻書的幫派之外。

蔡英文是一個全部靶面都是靶心的怪靶

最近，很多人把蔡英文說成「女皇」，我怎麼看，都看不出來她是一個可以幹出甚麼特別壞事的人。比較接近事實的是，一群大鬼、小鬼，想要幹一些小奸大惡，卻怕被人認出自己的鬼模鬼樣；更多的一些貪鬼、餓鬼，想要分食祭祀的牲禮，卻怕自己流出的口水被查出DNA。於是，他們把蔡英文裝扮成一個活靶，比如鼓吹她把做為「護民官」的最高行政法院收編等等，如他們所料，這一下子，大鬼小鬼、貪鬼餓鬼所幹的，不管收拾得了的或嘴角擦不乾淨的，全都賴給蔡英文，都與他們無關。為了讓這個活靶更容易被人射中，眾鬼們把蔡英文這個靶心一再放大，把這個活靶的顏色加上鮮豔。於是，這是一個全部靶面都是靶心的怪靶。眾鬼躲在群賢樓，拉出蔡英文這個活靶，像孔明借箭一樣，每一把支箭都射中紅心，每一支箭都被蒐羅。

我們不是政客，我們革命就是要趕走政客

古巴前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1926-2016）說 : 「我們不是政客，我們革命就是要趕走政客；我們是社會大眾，這是一場社會革命。」不論信仰甚麼主義，政治人物要取信於人，不能只靠漂亮的口號；就像科學家要取信於人，不能只靠諾貝爾。卡斯楚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革命家很不一樣，他非常反對個人崇拜。他完全不希望在古巴境內看到他的銅像、雕像，或者把他的肖像放到郵票或各種有價証券、衣物或紀念品上面，他覺得那是很錯誤的、是違反革命家道德的。因此，古巴的公眾場合很少能看到有關他的宣傳品。當時盛行於中國的把毛澤東比作紅太陽的個人崇拜，卡斯楚曾說：「那個人應該去讀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恩格斯的一部全面總結馬克思主義的巨著)，太陽時間長了也會熄滅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的薪俸當中，最低的就是古巴的卡斯楚，月薪只有40美元左右。他沒有領過18%，也沒有在退休前給自己加薪。

陽光之下每一個議題都應該進行公投嗎？

最近台灣街頭又到處可見各種公投及罷免的連署。所謂民主政治，本質上是一種公民投票，只能投票支持或反對，就像某些新聞聚合器，也就是誰都可以大吹法螺的民意調查一樣，大家都可以不加思索地說喜歡誰或討厭誰。台灣的公民漸漸地向美國加州的州民看齊，那兒的人真的喜歡對陽光之下的每一個議題進行投票，可是大家可能看不見或許這往往對我們有害。這種公民表決給整個社會造成麻痹效應，掏空了真正民主的「金庫」，就像上一次（2018年）台灣公投一樣，製造出一連串大多數選民根本記不住的編號提案，也讀不懂每一項公投裡的說明到底寫的是甚麼玩意兒。這真的是改革民主政治的好辦法嗎？ 我們一下子喜歡韓國瑜、黃捷、王浩宇；一下子又討厭他們，要他們下台。一隻壞狗狂吠一、兩年，你我的聽力還可以忍受；亂叫個三、四年，真的就會使得你我的耳朵聾嗎？吃糖真的比瘦肉精對人體的危害還嚴重嗎？民進黨上街頭全力反對萊豬萊牛那一年，李遠哲為什麼不出面挺馬英九；現在才出來說些渾話呢？雖然已經晚節不保，但一般老百姓，即使沒有諾貝爾出來帶風向，大家對一些太晦澀難解的議題又真的了解到可以參加公投嗎？或者，我們是否應該認為，公民在所有重要議題上都有足夠多可兼為專家的朋友做參謀呢？習慣上，我們總愛向美食家朋友打聽，或到網上看哪家館子有更多人打卡按讚才上那兒吃飯；當涉及政治決策的時候，我們應該也可以如法炮製。但多奇怪啊！萊豬要不要公投，我們是不是應該打電話給我的美食家朋友呢？

民主政治的歷史就是一個錯誤與寬恕、愚行與拙行的目錄

愛荷華大學傳播學研究教授約翰·杜倫·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1958〜）說: 「民主是對一切理想和烏托邦最清晰的反駁。它毀了每一條浪漫之船。它的歷史就是一個錯誤與寬恕、愚行與拙行的目錄。在其最好的時候，民主提醒的也不是人們的大智慧，而是我們的大愚蠢，它告誡我們要自我反省。」這一段令人觸目驚心的話提醒我們，在我們自認活在幸福的民主社會裡時，民主政在我們身處的這一艘浪漫之船的船底鑽洞，我們應該如何在船沉之前，使得哀嚎的聲音更淒厲、更戲劇，才能對得起下一段歷史呢？

或許放棄完美主義，是我們饒了政治，也饒了我們自己的最後一根繩索。唯有如此，政客也才能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展現政治。如果人們認為政治總是不完美，而把這種不完美看成是個好事情，把任何現實主義的政治模式，都至少偶爾把它們看作是美德；不再把更低的投票參與率或突兀的高投票率看成災難，不把虛偽和猶豫不決這類妥協都視為罪惡，那麼對政治的透明性的執著追求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蔡英文的博士是真是假，總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的，需要一直喊打喊殺嗎？台灣的可悲，絕不在於蔡英文是真博士還是假博士；而在於所有的民進黨員都不願意或不敢對此案吭一聲、放個屁。大多數人，確實也想饒了政治，也饒了自己，對政治放棄完美主義。但是，一想到6000個大小官員都願意憋著屁不放，只為了一碗飯吃，為此生氣，氣死是驗無傷的。

我們又於心何忍對政客過度譴責呢？

正如政治理論家伯納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說，「對既有事實的厭倦是自由人的大敵。」解決方案主義的主要問題是它拒絕承認，不管它是否明確要求政治家應該完全誠實透明，或在現實中超越所謂黨派的局限性，都可能會給我們的政治文化施加消極的影響。不能為完美而追求完美；民主是件複雜的事情，缺了失望，成功也就無從談起。

政治的熱門出於平庸，它是真實的，誰都能感覺得到；從你心儀的政客當選的那一刻開始，你就註定會失望。如果談判總是能夠導向雙贏的局面，就不需要政治了，你不需要為對政客的失望哭爸哭母；因為你把他選出來，確實也要他去幹一些正派的人幹不了事情。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1947〜）說過：「我們所鄙視的政治『平庸』，不過是我們強迫政治家代表我們做的一堆妥協。」接受政治的平庸，就是承認公民不同於消費者，伯明翰大學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教授凱薩琳·尼德漢姆（Catherine Needham）在她2003年出版的《公民消費者》（Citizen Consumers）一書中告誡說：「根本危險在於，消費主義可能培養出心懷怨恨的私有化公民，他們對政府的期待永遠得不到滿足，無法培養起對公共利益的關切，而後者一定是民主參與的基礎，也是對公共服務的支援。」

政客壞在一開始還給一個「理想」來吸引人

選民經常抱怨說：「我認為政客就是小偷、說謊者和騙子。」選民鄙視政客，但卻對公民責任幾乎絕口不提，而是一味強調他們的權利。把公民當成消費者，會讓選民以為，政治能達到「人們通常要求市場所達到的服務標準……這在政治上等於自殺。」政客不可能總是對的。政客不是寒流冷天的電熱爐，那些東西很容易按照五星標準打分，但我們卻被迫去做一個二元選擇，我們每隔幾年就在投票所進行一次。波蘭歷史學家、異見人士，有「反對派運動設計者」之稱的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6〜）把民主定義為「永恆的不完美，罪惡、至善和惡作劇的大雜燴」。牟宗三說共產主義之所以壞，壞在它們一開始還給一個「理想」來吸引人，但是這只是一個假理想，是個「影子理想」(Shadow ideal)。民進黨何嘗不是一樣，希特勒不是一樣嗎？他們都高票當選了，他們只要拿蔥、拿小辣椒在你眼前晃一晃，不必送，你就跟著走了。政客幹的事是敗壞他一生名譽的事，他付出的代價已經數倍於他撈到的好處，我們又於心何忍對他有過度的譴責呢？

※本文轉載自鄭春鴻的JOE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