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2016年／第12期】
「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這段《三字經》裡勉勵孩童向學的典故，是在描述晉朝時的車胤由於家中貧苦，沒錢買油點燈讀書，於是就抓些螢火蟲放在網袋中，利用一閃一閃的微弱螢光來讀書。另外孫康則是每到夜晚時，就利用雪地上的反光來讀書。兩人家境雖窮苦，卻沒有停止學習。1950年代的彰化縣員林鎮，也有一群孩子，每晚都在路燈下苦讀，成為當地的美談。
1949年國共內戰局勢逆轉，國府計畫遷台，張敏之、鄒鑑等山東教育界名流，率8,000名流亡學生追隨投奔，由魯經浙、贛、湘、粵諸省，原望遷台繼續學業，但因入台管制而暫轉澎湖，不意軍方因內戰兵員漸耗，強要接收這群中學生為兵。
兩位校長為了維護學生的受教權挺身抗爭，軍方竟以莫須有的「匪諜」入罪，和其他五名師生一起被槍決（另有兩名學生病死獄中），數千名學生被充軍後受盡凌虐，另有一些不知人數、不詳姓名的學生被投入海中溺斃，這是台灣第一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白色恐怖案－－澎湖案。
軍方將17歲以上或體型較高的男生編入39師，餘下的女生及年幼的男生近2,000人，則由教育部安置於馬公國校，另外成立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由澎防部司令李振清兼任校長，原濟南三聯中校長王志信任副校長並綜理校務，分為高中、初中、師範、簡師與初中補習班等五部。
1950年韓戰爆發後，台澎情勢稍穩。1952年3月，改由第二任副校長苑覺非兼任校長。苑校長見於澎湖師資難聘、生活不便、物資不足、疾病乏醫，力主遷校本島。在教育部協助下，於1953年2月遷來彰化縣員林鎮，校名改為「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
苑校長為遷校奔走而積勞成疾，於當年7月辭職就醫，由北大政治系畢業，被譽為「山東青年三傑」之一的國大代表楊展雲接任。楊校長在任14年從未支薪，是位令人感佩的教育家。
員林實中設校時，全台僅有台大一所學校是國立，其他三所大學師範學院（台師大）、台中農學院（興大）與台南工學院（成大）都只是省立，連本地人都不太了解這所中學何以必須是「國立」？且要「特設」？訪撰《澎湖煙台聯中冤獄案口述歷史》的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玉堂回憶：
「我自幼長於員林，常和同伴到附近的實驗中學打球玩耍，對於校門前的名牌心中有些疑惑，當時全台各地的中學不是省立就是縣立，為何這所特別的學校是國立的？又是在實驗什麼？」（中研院近史口述歷史叢書《澎湖煙台聯中冤獄口述歷史》2012年11月）
1950年代全國獨一無二的教育部特設「實驗中學」，究竟是在實驗什麼？根據山東流亡學生的說法，其實就是在實驗「餓」這個字。2010年8月29日《聯合報》報導，他們慶賀苑覺非校長百歲生日而受訪時，回憶起學生時代的挨餓經驗︰
「（煙台聯中校友會理事長）孫崇文形容，當時在澎湖就學，物資相當缺乏，不僅沒有書桌，所有人上課得坐在小板凳上；腿上放著木板就當是桌子，上課和睡覺也都在同個地方，水泥上鋪稻草就是床，相當困苦。台大文學院前院長，同時也是員林實中代表朱炎表示，當時學生得睡在地上，偏偏地上臭蟲多，物資缺乏也吃不飽，全靠苑覺非四處募款，學生的生活才不致出問題。」（2010年8月29日《聯合報》）
在澎湖的回憶是「餓」，到了員林之後，雖美其名為「國立」中學的學生，能改變「餓」的命運嗎？旅居洛杉磯的僑領孫英善回憶︰
「學校遷到員林之後，我們的生活基本條件和型態，沒什麼改變。例如主食的大米或白麵饅頭，仍處於勉強果腹的邊緣；吃飯的地點仍在露天的院子裡，及宿舍排列之間的空地上。用餐的秩序（說白了是吃相）上，由於一直面臨不足的困境，開頭的第一碗相安無事（先裝飯，十人一組，圍著一面盆的菜蹲下，聽從教官的口令才能開動），但是添第二碗時，就呈現爭先恐後的脫序狀態，用當時的術語即『搶飯』亂象。」（山東文獻社《山東流亡學生史》2012年11月，以下皆引自該書）
這群發育中的孤兒，「搶飯」究竟有多激烈？筆名「傅遲」的女作家傅家英，當年也是流亡學生，她回憶「搶飯」的亂象則是︰
「由於學生人數太多，男女生的伙食一向是分開辦的。可能那時肚裡油水實在少了些，所以男生的飯量都特別大。我們每次吃飯，都是在大操場裡，男女生分別各佔一半地盤，八個人一組，都坐在地上吃。男生吃光了他們自己的飯，就眼巴巴地望著女生的飯桶打主意。大的不好意思，多半是慫恿小的打衝鋒，半要半搶，然後那些大的就趁機在亂軍中『殺』過來。
有一天，輪到朱炎擔此重任，他好不容易地才把飯碗伸進那與他差不多高的飯桶裡，後面的大個子一擁而上，銳不可當，擠來擠去，把個小的朱炎擠得雙腳懸空，然後一個倒栽蔥，腳上頭下，掉到飯桶裡去了。」
當時台灣的經濟仍然艱困，從澎湖遷來的山東流亡學生，又都是十多歲的孤兒，衣食完全仰賴國家的資助。幸而同樣逃難旅居彰化的山東大老以及員林一帶的仕紳，對這群孩子伸出了援手。當時距228事件僅6年，省籍矛盾尚未消弭，但這群山東孤兒卻不致受累，也是一段美談。中研院院士張玉法就是員林實中的傑出校友，他回憶這段建校過程：
「學校能遷到員林，除苑校長的辛苦奔走外，特別感謝時任台灣中部防衛司令的山東同鄉劉安祺將軍。他的部隊原借住員林家職的部分校舍，後來他令部隊搭鐵皮屋住，把借住的教室轉借給我們這批來自山東的流亡學生。
學校遷到員林鎮時，很受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歡迎。彰化市和員林鎮的一些中學都向學生徵集了一些小禮物，送給我們。我收到一枚煮熟的雞蛋，上面寫著彰化女中某級某班某某某敬贈。員林鎮公所還在民眾活動中心的禮堂請我們看電影，那是我第一次看電影，雖然是默片，也覺得滿新鮮。
學校遷員林後，最初是借用家職的教室，教室兼寢室，後來中防部的工兵營幫我們在家職的東側蓋了幾排學生寢室，教職員宿舍、和廚房，教學和起居的地方才分開。
學校剛到員林時，歸教育部管，稱為『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當時經費很少，伙食費無著落，大部分時間吃地瓜稀飯和醬菜。（後來知道，學校的經費佔去了教育部經費的大部分。）但在苑校長的奔波下，學校仍能正常上課、作息。1953年8月楊展雲先生接任校長，次年學校改隸台灣省教育廳，易名『台灣省立員林實驗中學』，經費才較為充足。」
曾任台大歷史系主任，作家王鼎鈞的弟弟王曾才，也有相同的回憶︰
「那時，台灣首都的財況遠優於中央，教育部的預算少得可憐，僅是維持本校，就占了其經常費的一半。它完全無力支持大學的經費，當時唯一的國立大學，即台灣大學，其經費由台灣省負責。我校雖占教育部大比例的經常費，卻是窮得可以。
以學生每月主副食費而言，1949年7月時每人每月僅新台幣12元，1950年調為每月24元，仍是不足餬口。每次吃飯，十人一組，在室外蹲著，菜用一鋁質萬用盆（洗臉、盛菜及其他用途）裝著，湯多於菜、通常用『明油』（灑在表面的油），很難吃一次肉類（當時青菜比魚肉便宜多倍）。」
1950年代，台灣孩子在都會區以外，能讀到高中畢業，家中經濟條件在當地應不算差，用家族庇蔭要找個坐辦公桌的工作並不難。然而對這群山東孤兒來說，高中畢業後若不能繼續升學，就不可能繼續留在學校吃地瓜稀飯和醬菜了。
朱炎回憶︰「學校不久從澎湖搬到了員林，情況略有改善，但是住的方面還是十分落後。五十多個人擠一個小房間還沒什麼，最可怕的是臭蟲為患。早上醒來，床上血跡斑斑，都是夜裡被自己壓扁的臭蟲。營養不夠，衛生差大家都生疥瘡或夜盲症，但是到了高中畢業前夕，人人都半夜起來挑燈夜戰，準備參加大專聯考，只要聽見隔壁床下的臉盆一響，立刻就有人緊跟著下床拿自己的臉盆。當時我若是考不取大學，就只有從軍一途。」
王曾才回憶︰「最大的壓力，還是未來出路的問題。當時的情勢是︰除非你在初中畢業後選讀師範部或高工部，將來尚能找到啖飯之所；上高中部，如果考不上大學，那麼，畢業即失業。」另外孫英善也有類似回憶︰
「儘管員林的風光如何明媚宜人，卻無法抹去畢業後何去何從的徬徨陰影。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似乎只有兩條，一為幸運地考上大學，否則只好報考軍校。別人落榜還有休養生息、捲土重來的機會，而實中的難兄難弟，所面臨的是背水一戰，是過河卒子有進無退的單行道。其升學壓力之大，不言而喻。
1955年春天，適逢學校靠教室荒，順理成章的把我們高三的四個班，遷到校外不遠的破房子裡。我們占盡了『天高皇帝遠』的地利之便，在作息上擺脫了訓導處的管制（也可能特意放水），隨心所欲地猛開夜車。因此有人自行採取二六制（晨二時就寢六時起床），也有人三七制或三八制，連全校的晨操也赦免了。
但無論什麼制，其結果是睡眠不足，加上應養不良，長期下來，不少人精神恍惚。果然有人精神崩潰了，口中胡言亂語，躺在一間六十多人的宿舍裡，吵得人人不得安寧。結果被送入精神病院，調養年餘才慢慢好轉。」
1950年代中期，從澎湖遷來的山東流亡學生都已陸續畢業，雖陸續收留南越富國島遷來的豫衡聯中、大陳島中正中學、泰緬孤軍的泰北建華中學與救總收容的災胞生，也招收當地初中畢業生，但升學率已大不如前。1970年再更名為台灣省立員林崇實高級中學，1980年高中部停招，只招收工科學生，並改制為台灣省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在員林實中創校初期，山東流亡學生因教室無燈具，鎮上每盞路燈下，都圍著好幾個學生在燈下苦讀。出身員林，也是員林崇實高中校友的布袋戲大師江武昌回憶：「員林實驗中學流亡學生的刻苦奮鬥和苦讀精神，曾經是老一輩員林父老教導子女的最佳範本。」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山東流亡學生在員林路燈下徹夜苦讀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見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