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長王毅最近訪問加拿大期間，加拿大女記者就中國人權問題提問。儘管問題是提給加拿大外長迪翁的，但王毅取而代之，強勢回應，怒斥記者的「傲慢與偏見」，其情緒化的反應引發廣泛報導和評論。儘管不少西方輿論認為王毅失態，中國官媒卻為王毅背書，痛批西方媒體「折騰人權那點事兒」，警告它們「做些反思吧」，否則「與中國的衝突必將越來越多」。中國官員對西方記者的防範和敵意， 折射了什麼樣的價值觀？從當年風度翩翩、以柔克剛的周恩來，喬冠華等外交大家，到後來咄咄逼人、強勢高調的李肇星和王毅等外交官員，中國外交風格是否有所轉變？
參加美國之音討論的嘉賓是：美國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先生; 北美＜世界日報＞副總編魏碧洲先生；專欄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陳破空先生；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先生。
誰的「傲慢與偏見」？
陳破空認為，王毅對加拿大記者發飆，主要表現看國內和黨內看。目前的中共，保守派、強硬派、鷹派佔據上風，原本相對溫和的王毅受到極大的內部壓力，極可能，眼看官位不保，乾脆豁出去，表演一回強硬。王毅訓斥加拿大記者，幾乎每一句話都是錯的。比如，說「你沒有發言權，而中國人有發言權。」說人家沒有發言權，是妨礙言論自由，從國內妨礙到國外；說中國人有發言權，是天大的笑話，中共封鎖互聯網，就是剝奪中國人的發言權；如果解除互聯網封鎖、當真讓中國人發言，中國真實的人權狀況便昭然若揭。王毅指控加拿大記者「傲慢與偏見」，而縱觀全場，表現傲慢與偏見的，正是這位中共外交部長。自以為「有骨氣」，其實，為獨裁辯護，本質上就是沒骨氣。而在國際上如此表演，只能落得個不文明、不懂起碼外交禮儀、粗魯、粗野的風評。
戴博認為，王毅一向是一個比較穩重、比較有風度的外交官，也一直維護自己良好的形象。王毅這次的所謂失態，其實根本不是一時衝動，也根本不是他自己的看法，他只是在念臺詞。這些臺詞在北京應該是早就設計好的，他只是在等機會把這些話說出來。這些臺詞是給中國民眾聽的，根本不是給外國人聽的。其目的是向中國民眾表示，中國現在很強大，根本不需要外國的批評。這反而反映了中國現政府現在對自己的政權根本沒有信心。
中國是把加拿大看成「小國」
對於中國在外交中的姿態趨於強硬，戴博說，這次王毅的加拿大之行就露出了馬腳，中國是把加拿大看成「小國」，對其態度輕慢。中國的這種所謂大國主義是非常危險的，也給國際社會留下不好的觀感。另外，外國記者不可能不再提中國的人權問題，王毅這次的做法，導致未來中國領導人面臨兩難：他們有兩種選擇，一是不斷訓斥外國記者，繼續惡化外界觀感，要不然就是回到溫和的姿態講講套話，但這樣中國的民眾又不會買帳。王毅這次實際上把以後的回復此類問題的門檻提高了，以後中國官員如何回復同類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爛攤子 誰來都很難處理
魏碧洲表示，加拿大記者問的問題完全沒有超過記者的職責，尤其是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強權國家，記者更應該向掌權者問一些平常沒有機會發出的問題。西方國家的媒體和記者的職責就是監督政府和公權力，而中國的外交官普遍缺乏對於媒體這種職責的認知，所以王毅這次的反應缺乏邏輯且十分失態。媒體主要的責任是監督和批評。媒體或者資訊越開放，越可以幫助國民和政府正確地判斷局勢。但是現在中國的資訊完全不開放，中國內部的媒體完全起不到制衡和監督的作用，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官員都無法獲取能説明自己做出判斷的訊息，因而進一步在國際舞臺上頻繁失態。最後，王毅這次的所謂失態，實際上是在為中國內部糟糕的人權問題收拾爛攤子，換任何人都很難處理。要解決這個難題只能回到中國本身的政治制度上，唯一的辦法就是接受外部的監督。
中國土豪「老子現在有錢了」的政府外交版
程曉農表示，加拿大記者就中國的人權狀況提問，而王毅表現出對邀請國主人和對中國民眾的「傲慢與偏見」。他解釋中國人權的所有說法都建立在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增加的基礎上，這是對中國在外交方面以往採用的韜光養晦策略的最好注腳，即實力不夠時少說話、低姿態，實力稍大就得意忘形，傲視他國。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土豪那種「老子現在有錢了」的政府外交版。
江澤民當年兩次訪美時，因為中國正在加入WTO問題上有求於美國，所以江澤民的姿態很低，處處展現出友好態度。過去幾年中國自認為已經崛起，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也沒有什麼有求於美國的重要議題，所以中國高官就擺出高姿態來了。
王毅事件表明，中國在外交上已經開始展現大國沙文主義了，除了美國，中國政府其實把大多數國家都不放在眼裡。另一方面，瞭解中國經濟困境的人還會有一種判斷，那就是，對外強硬，其實是內憂難解的外在表現，就象一個家裡事事不順的人，在外面往往處事僵硬、瀟灑不起來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