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看228和藝術人權的關係。228當然是一個歷史上的悲劇，這悲劇為何會產生？就是傳統中國的帝王，為了統治一個國家。「帝國」的統治方式，一種是鎮壓，另外一種則是同化，「你必須和我一樣」。不只是這樣用暴力在做，甚至在文化上要讓你歡喜甘願，做和他一樣的人，不然就是殺死你，或者鎮壓，或者要你遷走，讓你無法發聲。
日本治台以前，台灣是大清帝國的一個省，而清國那個時候他們對台灣沒有那麼的重視，因此他們在做（同化）並沒有那麼徹底，一種是科舉制度，但台灣人考科舉的考試的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用考試來同化。因為讀書去考試的沒那麼多，台灣人的文化相對來說還很自由。
台灣後來割給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其實是殖民地統治，其實也帶來很多西方的文化，而且日本本身文化也一部分帶進來，進行一種現代性的教育，所以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就和中國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
228傷痕歷史，成為創作來源
因為接觸西方的文化，日本時代每一個角度會有一定的人權，雖然日本可能在文化協會要去聽演講，他聽得不喜歡，他就給你禁止，但還是會給你一定的保障，還是有一些正面的表現，甚至是藝術、人權，還是會有一種個性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到了228，統治者壓制民權、個人自由，和日本時代有受到一些真實的自由保障的人，兩群人的衝突產生悲劇。
在228以後壓制人權，不僅是不能表達個人的自由，甚至你不能提起你在成長過程或歷史經驗的部分，甚至最重要的就是說：你不能說你是台灣人，你們就是中國人，你們是中國台灣省的人。在228之後，你一定要承認你是中國人，這件事變得很重要。
一九四九年戰敗來台後戒嚴，國民黨政府就說你各種的不好，不讓你個人的個性可以表達，壓制本土文化，不能說你自己的語言，所以之後要推動所謂「國語」，就說你這個方言算是沒甚麼水準的。但並非北京話比較高級，而是統治者的思想是說，他講的就是對的，黑的講成白的也沒關係，甚至228也在歷史上消失，好像沒發生過一樣，但民間會把這件事傳下來，民間對228的歷史記憶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在戰後幾十年，傷痕的歷史變成一個創作的來源。
228悲劇本身成為一種文化藝術創作的來源，包括人性的衝突或悲劇性，像吳新榮的詩中寫到「誰知道三月會做洪水」，蕭泰然也有曲子描寫1947年，悲劇中的制度壓迫或暴力鎮壓，成為一種表現的素材。我們可以思考的是：什麼樣的體制可以產生這些內容？有人說228已是70年前的事，很多人、很多受難者的悲劇並沒結束，是從1947年一直延續下來，不是說歷史已過去，這悲劇到他離開世上都一直在延續著，這體制壓制了反抗，藝術表現的自由，個人的人權，也仍在延續，只是換了人來做而已。
表現反抗精神，很好的創作素材
像雷震在1950年代的日記寫的很清楚，就是有一次在南昌街，有人在賣《自由中國》，結果有特務去拆掉他們的海報，賣書的老闆就抗議，很多人圍觀，兩名特務和老闆吵起來，老闆怒向特務說，「你們是要再來一次228是嗎」？這是雷震在日記中寫的。很多人見過228這件事，但他不敢講，在壓迫之下情緒不滿，他就講出來了。所以這種反抗的精神也是很好的素材表現，但最重要的是如何讓體制改變？
我舉個例，如果我們沒有文學、藝術的素養時，就會發生一種情況：在1990年野百合的學運，當時胡乃元去表演小提琴，演奏世界名曲，結果被學生趕走，說要聽《望春風》，學生不知道胡乃元的父親胡鑫麟是50年代的政治受難者。所以歷史不懂、藝術不懂，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從台灣文化協會那時代的觀念，就是要促進台灣文化的素養，藝術的素養，如今要做「轉型正義」就是要去讓人權、自由的藝術表現，能在新的體制內去發揮。
至於在台灣本土歷史上對教育部、文化部有什麼期待？身為歷史學者，我認為歷史學家本身也要克服學界裏的虛假。很多人在威權統治下受歷史教育，有些知名的歷史學家，其實他的學術訓練也是非常差，甚至連假的東西都敢講。所以要回復真實，事實才能講，既然是事實，當然就是我們生活環境裏要做好本土教育，知道過去的事一直延續到現在。為了了解現在的事，判斷未來可以如何，就是靠現在的情形，現在就是歷史所累積的，我們必須要去了解過去的歷史，所以要落實本土教育，了解事實。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