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1日中統局從台北發出如下的情報給蔣介石：「9、10兩日國軍絡續開到，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民恐慌異常。台省黨部調統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1］這份情報可說是二二八慘案的縮寫。前半段說明蔣介石調來大批軍隊，登陸以後立即展開「報復手段」，進行屠殺，台灣人「恐慌異常」。後半段揭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製作了一份台灣菁英的「名册」，是很多頁訂成一本的名册，顯然列了非常多的人。當年是訓政時期，「以黨領政」及「以黨領軍」，台灣省黨部「乘時」用二二八做藉口，要求警備總司令陳儀「消滅」台灣菁英。警備總部也確實從3月10日晚起，開始大量逮捕台灣菁英。
曾出任國民黨新竹黨部主任委員的彭德向記者吳濁流透露説：「被捕的黑名單上台灣人二百多名，⋯⋯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他們是劉啓光、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黃朝琴等人。」吳濁流注說：「只因這份黑名單，悲劇的歷史上演了，美麗的福爾摩沙為此流血。」［2］警備總司令陳儀很謹慎，立即在隔天3月11日，將依照名册逮捕到的人上報蔣介石，列了林茂生、林連宗、王添灯、徐春卿、施江南、李瑞漢、李瑞峯、張光祖、艾珞生、宋斐如、徐征、王名朝、阮朝日、吳金鍊、廖進平、黄朝生、李仁貴、陳炘等等台灣菁英。到3月13日逮捕到更多的人，又補送一份較詳細的名單。先父王育霖檢察官是在3月14日被抓去。陳儀在3月13日的信上也向蔣介石請示：「台灣因非接戰區域，不能援用軍法。普通司法寬大緩慢，不足以懲巨兇，奸黨因得肆無忌憚。⋯⋯司法手續緩慢，而台灣情況特殊，擬請暫時適用軍法，使得嚴懲奸黨分子，以滅亂源。」［1］陳氏深知「不能援用軍法」，仍希望違法來「嚴懲」這些台灣菁英。當時蔣介石並沒有回應，顯然留給即將來台灣的白崇禧處置。
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在3月4日約見蔣渭川，跟他說：「為今之計，惟有籲請中央，然後臨之以威、綏之以德，自可速平，而免糜爛。」［3］這種說法顯然與蔣介石的做法相符合。蔣介石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及大量逮捕台灣菁英後，很快在3月17日派來國防部長白崇禧及兒子蔣經國，大事報導要宣慰台灣同胞。白崇禧扮演了很好的宣慰角色，在報紙及演講說了很多宣慰台胞的話，也免去幾個市民的罪行及要求軍隊守紀律，只是為了安定人心，避免事件擴大。
蔣經國誣告林茂生、廖文毅向美國要武器和金錢
骨子裡，國防部長白崇禧主要是來視察軍隊的運作及加強對台灣的控制，而蔣經國來當蔣介石的耳目。蔣經國抵台隔天3月18日立即拍發電報給蔣介石:「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與副領事Kerr(葛超智)，請美供給槍枝及Money(金錢) ，美允Money。」誣告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及廖文毅向美國人要求武器和金錢。［4］白崇禧於3月24日也呈報蔣介石：「正待加緊追繳清剿。一切善後尙須審慎處理。正巡行各地，詳加調查研究中。對台事決定，最好待職宣慰工作整個完成，報請鈞裁，較為適當。」及「國內台籍各團體人民代表僅憑風說提出種種要求，尚懇鈞座勿輕許諾。」［1］足證白崇禧表面在宣慰，真正在督導軍隊來鎮壓及清剿台灣人。白氏來台灣之前，在南京已經接見很多位台灣旅滬人士，聽到他們的哀求，他們也以為可以信任白氏。［5］他們怎能料到白氏在背後要求蔣介石，不要聽從台灣人的呼籲？足證白崇禧很會欺瞞台灣人，他一方面扮演白臉，另一方面也黑心扮演黑臉。
白崇禧在台灣的期間，殺害台灣人的工作仍在積極進行。白崇禧3月17日中午抵達台北，就密切與當時在台灣的軍政首長見面及會商。本來白氏要早些到中南部展開宣慰及視察，結果延到21日，為了主持20日上午10時的重大軍事會議，召集了陳儀、柯遠芬、冷欣、葛敬恩、吳石、何孝元、郝中和等軍方要員。［6］由於白崇禧的命令，陳儀當天立即劃分台灣為七個綏靖區:台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東部與馬公，要在台灣各地執行「綏靖」任務，並發表「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從3月21日起為了「徹底肅清惡人」，而「實施清鄉」。［7］當時白氏兼任「全國綏靖區政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在台灣設立綏靖區是為了廿一師及其他軍事單位能分區有效清剿台灣人。在清鄉時稍有嫌疑就逮捕，羅織殺害非常多的台灣人。當年的慘狀可參照3月27日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呈送蔣介石的情報:「陳長官善後處置仍採高壓政策，凡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1］不過，陳儀是在執行白崇禧在各綏靖區要做的清鄉工作。足見白崇禧於3月17日國防部公告宣字第一號所說:「中央格外關懷，并已決定採取寬大為懷的精神來處理。⋯⋯參與此次事變，或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惑暴動之共產黨外，一律從寬免究。」只是表面安撫，公然欺騙台灣人而已。白氏於4月2日離開台灣，他所督導的廿一師在3月份不到一個月中，打台灣人用各式子彈近二十萬發、手榴彈一千餘顆及各式砲彈約七百多發。［8］您能想像多少台灣人被殺嗎？
至於殺害台灣菁英，單在嘉義，3月18日陳復志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斃，並曝屍三天；3月21日余炳金被槍決；3月23日陳容貌、盧鎰等十一人被槍殺；3月25日四位和平使節陳澄波、潘木枝、柯麟及盧鈵欽更被押出槍殺。［9］您能料到，白崇禧剛於3月22日扺達嘉義宣慰台灣人嗎？當地的長官如沒有白崇禧的授權，絕對不敢隔天槍殺陳容貌等十一人及三天後槍斃四位和平使節。白崇禧發出一些好聽的命令騙台灣人，並沒有要求切實執行，軍警知道白崇禧是在做宣傳及慰問，而他們必須執行從3月21日開始嚴厲的清鄉工作。
白崇禧羅織殺害非常多台灣人
白崇禧最大的錯誤是把二二八的起因歸罪於中國共產黨，並將抗爭的台灣人當做共產份子，事實上當年在台灣的共產份子少之又少。3月26日白崇禧用心完成長達五頁的綜合報告，以密電呈送蔣介石:「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台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及「共匪叛徒分竄山嶽地帶，隱藏或散伏民間，警備總部已決定分區清剿，限令收繳槍械彈藥被服，澈底肅清叛亂份子，以安地方。」照白崇禧的說法，凡是批評政府或國民黨都是共產黨。我父親王育霖檢察官不顧上司的指示，堅持要查辦貪官，結果被迫辭職。他到台北參加林茂生辦的民報，擔任法律顧問及撰寫社論和司法評論。我父親也寫「提審法解說」一書，強調軍警逮捕人後，在廿四小時內須解送法院，不可私自關人或刑求。他一再強調維護人權及司法改革。顯然被白崇禧這種推論誣陷為共產黨，而遭謀殺滅屍。［10］二二八慘案時，很多報界人士果然遭到殺害：民報有林茂生、王育霖與廖進平、台灣新生報有阮朝日、吳金鍊、蘇憲章、黃漢書、林界與邱金山、人民導報有宋斐如與王添灯、大明報有艾璐生與徐征、台灣新民報有施部生、自由日報有陳南要、國聲報有李言與鍾天福、東台日報有許錫謙等等。還有很多其他報界人士那時候被關及刑求，有些甚至在二二八過後遭槍斃。［11］3月13日警備總部更下令關閉十一家報社。白氏這份報告也可看出，他把二二八抗爭的台灣人全部戴上「共匪叛徒」的紅帽子，並且分七個绥靖區，展開清鄉工作。白氏回到南京在4月6日呈報的「宣慰台灣報告書」也說明他任命張慕陶、史宏熹、岳星明、劉雨卿、彭孟緝、何軍章、史文桂等七人為各區的綏靖司令，並自3月21日起，開始清查戶囗，辦理連保，徹底肅奸，推動嚴厲的清鄉工作。那時台灣已全部平定，廿一師應該撤回中國或只是單純的駐軍，白氏不這麼做，反而授給清鄉的新任務。他既然認為「共匪叛徒隱藏或散伏民間」，理應由警察處理，而不是動用軍人。結果各地軍政人員乘機勒索，掠奪錢財，甚至假公濟私、殺人構陷的事件層出不窮。［12］白崇禧應該對清鄉的罪行負最大的責任。
白氏3月26日的報告也為二二八的大屠殺找了藉口：「彼輩所謂高度自治及所提無理要求，則直欲奪取政權已無疑義。」並且提出以後軍隊的佈置，在台灣要保留一個師及二個憲兵團。至於如何治理台灣人，他說：「除戶籍、交通警察規定暫時不携槍枝，可用台籍外，其餘員警仍以外(省)籍充任。」「台省各級民意機關頗不健全，應分別保留或改選，將此次參加事變人員按其情節輕重分別淘汰。」「縣市長民選原擬提前實行，⋯⋯應利用戒嚴時期將奸匪暴徒肅清，已失械彈收回，再斟酌情形辧理。」白氏剝奪了台灣人參政的權利，並且更要利用戒嚴的機會，肅清他們不喜歡的台灣人。如果比較3月17日下午6時30分白氏剛到台灣的宣慰廣播:「關於此後台灣行政的措施，自必採納真正民意，加以改善，在政治制度上，⋯⋯各縣市長可以定期民選，各級政府人員以先選用台省賢能為原則。在人事上不分畛域，一律平等待遇。」［5］您就可瞭解白崇禧公然欺騙台灣人。
同天又發第二封信特別稱讚：「此次事變鎮壓最為得力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獨斷應變制敵機先，俘虜暴徒四百餘人。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沉著果敢，擊破襲擊要塞之暴徒。⋯⋯各該員擬懇分別獎勵，以昭激勵。」事實上，彭孟緝毫無人性，逮捕及槍殺到高雄要塞談判的凃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位代表。然後下令軍隊開入市區，瘋狂攻擊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中學丶憲兵部等，死傷無數。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將被逮捕的人以鐵絲貫穿手腳，三人或五人綑成一串，槍殺之後，丟入海中，以致基隆港灣佈滿浮屍，慘不忍睹。［12］這些殺人魔卻被白氏在台灣人背後大為讚賞，宣慰只是欺騙台灣人而已。與白崇禧同一時間在台灣的何漢文監察委員說：「死三、四千人」及丘念台監察委員描述3月8日以後「軍警擴大屠殺」的慘狀。反觀白崇禧只說：「俘虜暴徒四百餘人」，卻不提這些殺人魔屠殺了多少的台灣人。
二二八慘案中死傷的人數眾說紛紜，數目相差很多。根據內政部的統計，1947、1948、1949年的台灣實際死亡人數分別為114,192、95,340、93,449人，故l947年的實際死亡人數比1948年多了18,852人。［13］再加上被黨軍謀殺滅屍或路上被殺拖去掩埋的失蹤人口，以及家人不敢去報在二二八受害，二二八惨案中被殺害的人數大概在二萬五千人至三萬人之間。紐約時報在1947年3月29日報導說:「估計有一萬台灣人被中國軍隊殺死。」當年保安處也估計死傷有六千三百人。比較有權威性的估計是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估計死亡人數约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12］可是白崇禧在1947年4月6日的「宣慰台灣報告書」却總結，包括公教人員及人民(外省人及台灣人)共只死亡三百零四人。如果扣除楊亮功的報告所提公教人員死亡三十三人，台灣人只死二百七十一人。顯然白氏意圖掩飾屬下部隊屠殺台灣人的殘酷事實。
白崇禧在台灣巡視期間，很多台灣傑出的菁英被關在監獄，還沒被殺。我父親王育霖檢察官在3月23日前後還從監獄托人送字條出來，要我母親找劉啓光及林頂立來營救。顯然我父親深知道他們是國民黨內有權勢的人，但說不定就是這兩人把我父親列上黑名單。在3月底被釋放的歐陽可亮也見證說，他離開監獄時我父親還沒被害。這些被捕菁英的家屬聽到白崇禧部長來台灣宣慰，就滿懷希望向他陳情，請求他釋放這些人。沒料到，明明被國民黨軍抓走，竟然否認有逮捕，並說可能被暴徒所害。白氏非常瞭解這些被逮捕的人有法官、檢察官、律師、大學教授、教師、國民大會代表、參議員、市參議員、醫師、報社負責人、新聞記者、企業家等等，但都不是共產黨徒。白氏蓄意謀殺這些台灣菁英，所以公然撒謊，不承認逮捕這些人。當時英國駐台北的領事G.M. Tingle於3月21日發電報說:「政府不遺餘力追尋並殺害領袖人物，⋯⋯殺人如麻的目的是使福爾摩沙人不再有未來的領袖。」［9］這才是國民黨在二二八殺害這麼多台灣菁英的真正原因。
稱讚白崇禧實在侮辱台灣人
在1948年2月25日白崇禧給蔣介石的報告，自己承認說：「當職奉命赴台宣慰時，該省警備總司令部請對暴亂案內人犯，暫由軍法審判以資鎮懾。經職一再權衡，⋯⋯准如所請，將暴亂案內人犯得依戒嚴法第九條規定，自行審理。」由陳儀1947年3月13日給蔣介石的請示及已逮捕名單，我們知道被警備總部所逮捕的台灣菁英很多還關在牢裡。如果蔣介石要釋放名單上某些人，而陳儀已殺了他們，那他如何交待？為什麼還要請示？所以推論名單上的人還沒受害。既然蔣介石還沒回覆，陳儀只能等待。到3月17日白崇禧抵達台灣時，這些人也還被關著，所以陳儀及柯遠芬也就請示國防部長要如何處理。白崇禧為了「鎮懾」台灣人，亦即要鎮壓及嚇死台灣人，因此下令用軍法「自行審理」。那時候軍方的認知是，軍法審判就可隨意處死犯人，也就是說，白氏下令處死這些台灣菁英。在白氏來台灣宣慰兩個多月後的6月16日，參謀總長陳誠送簽呈給蔣介石，表明不同意白崇禧的作法:「該省前次事變情形，似僅合於戒嚴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應交由司法機關審判。惟據該部電稱，係遵照本部部長蒞台時所頒，該省在戒嚴期內准予適用戒嚴法第九條之命令辦理。」［1］第九條的規定是:「接戰地域內關於刑法上左列各罪，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之。」如前面所述，陳儀在3月13日請示蔣介石的信也必須說：「台灣因非接戰區域，不能援用軍法。」蔣介石的幕僚更提醒說:「惟台灣並非接戰地域，自無適用此項條文之餘地。且同法第十四條又明白規定，國內遇有非常事變對於某一地域施行戒嚴時，在該戒嚴地域內不得侵害司法機關之職權。」這些當時的文獻充分證明，白崇禧心狠手辣，甘犯大不違，要違法來處死台灣菁英。
當二二八大屠殺告一段落及大量逮捕台灣菁英後，蔣介石立即派來白崇禧展開宣慰的工作。白氏對台灣全島廣播、到處演講、發佈幾個命令、減免一些人的罪行，要大家安心，為了幫助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白崇禧很多好聽、宣慰的話大多是在欺騙台灣人，另外有些是沒有執行的空頭支票。有人說，制止黨軍對台灣人的瘋狂大屠殺是白崇禧的功勞。這不是事實，在白氏抵達台灣之前，瘋狂大屠殺已大都停止了。白崇禧有一張漂亮宣慰的面具，但我們必須瞭解他的真面目，在台灣人背後他做了什麼。從上列的事實，白崇禧沒有如所宣傳來制止對台灣人的殺害，他反而要蔣介石不要聽從台灣人的呼求、剝奪了台灣人參政的權利、獎勵屠殺台灣人的彭孟緝和史宏熹等殺人魔、公然否認有逮捕台灣菁英、誣告台灣菁英為共產份子、狠心下令違法處死台灣菁英、只報共死亡304人掩飾軍隊的屠殺、更設立七個綏靖區展開殘酷的清鄉殺害等等。白崇禧是二二八主要魔頭之一，也是台灣政治史上，最會公然欺騙的人。竟然在台南市延平郡王祠有牌坊紀念他，至少在那牌坊邊的解說應該闡明白崇禧在台灣的惡行。現在還有人違背事實，公然稱讚白崇禧在二二八的作為，實在侮辱台灣人，公義何在？二二八慘案的真相要交待清楚，而不是繼續欺瞞台灣人，如此才能諒解，才能走出二二八的陰影。這是轉型正義要做的工作。筆者參加「2017年海外二二八遺屬返鄉團」於2017年2月23日上午晉見蔡英文總統。蔡總統強調政府會帶頭調查真相、呈現真相，追究二二八責任歸屬，以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本報告證明白崇禧就是二二八的主要加害者之一。
註釋
-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 吳濁流所著「台灣連翹」。
- 李翼中所著「帽簷述事」。
- 世界日報1991年2月22日。
- 白先勇、廖彥博合著「止痛療傷－白崇禧與二二八」。
- 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21日。
- 台灣歷史博物館展出「斯土斯民－台灣的故事」。
-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
- 黃惠君所著「激越與死滅」。
- 王克雄、王克紹合編「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
- 阮美姝所著「1947年消失的新聞界菁英」。
-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發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 李喬所著「埋冤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