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小看一個人的力量
聖經中有個故事：「一個寡婦，可能奉獻一個銅板，在耶穌看來，那個銅板的價值比一個有錢人奉獻一斗金還更有價值。」所以，不是有錢人才能做奉獻服務的工作，並非你做到董事長或總經理或教授才能從事服務奉獻。學生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簡單而言，就是你不能小看一個人的力量。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也會改變一個社會。
我的學生時代還有另外一件對我人生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在學生時期辦刊物。高醫當時的校刊有《南杏》雜誌與《高醫青年》報紙。我學生時期喜歡寫文章，也開始看《大學雜誌》，這是當時台灣社會很重要的刊物，刊物中常討論到校園民主化，言論自由與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等議題。
我在《大學雜誌》看到社長陳少廷介紹蔣渭水、賴和等日治時期台灣醫生與他們如何為台灣打拼的故事，雖然在那個年代是在反抗日本統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提倡台灣人自主的台灣意識，台灣人的尊嚴以及如何追求正義公平。我在醫學院看到《大學雜誌》深受感動，所以，也想在高醫校刊中刊出這類文章。當時是戒嚴時期，政府的規定大學生辦的刊物都要送給教官審查。這就是國民黨在戒嚴時期想要控制校園言論與學生思想，對我而言，這是違背人權的做法。我開始有反抗意識，所以我辦《南杏》時，就不送審直接將文章印出；而且當時我也邀集五、六個同學在《高醫青年》發表對高醫所有校務的檢討、校園反省與批判的文章，例如〈給董事會的公開信〉、〈給校長的公開信〉、〈給教授的公開信〉、〈給校友的公開信〉與〈給學生的公開信〉……等，因為高醫是一所私立大學，私校要做好，董事會、校長、教授、校友與學生等這五大元素都很重要，每一方都有應該要扮演的責任，也就是說我在40年前，就開始批評高醫董事會，因為高醫董事會有很多問題。當然這樣的文章出來，引來學校當局的不悅，特別文章未受教官審查觸犯當時禁忌。而我因辦刊物而向校外人士邀稿，認識了包含所謂黨外民主運動人士如張俊宏、許信良，呂秀蓮或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王拓或《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還包括當時擔任立委，正在立院推動〈醫師法〉的吳基福。
提及醫師法，我認為這對台灣很重要，但當時國民黨對吳基福也不悅，因為台灣過去有很多密醫都是未讀過醫學院，政府卻發給他們醫師執照，所以吳基福當時要推醫師法，讓軍醫與密醫很不高興。
當時我被該教官視為頭痛人物，因為他擔心學生若覺醒將會反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我辦刊物與演講觸怒教官，將我視為要拔除的學運領導，因此將我記兩大過與兩小過。
在那個戒嚴的年代，無法和當前太陽花學運學生佔領立法院還能獲得社會支持與聲援，在當時反抗國民黨與教官是無人敢替你講話。所以教官以我文章未受審觸犯「為匪宣傳」的罪名，本來要將我退學甚至捉去關，在那個年代被冠上「為匪宣傳」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為何用「為匪宣傳」？因為《南杏》中有篇我的同學余文儀翻譯美國《NEWS Week新聞周刊》介紹中國針灸的文章。當時70年代，美國開始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尼克森派季辛吉到中國訪問，然後安排尼克森正式赴中訪問後，美國與中國正式建交。在此過程，美國很多記者隨尼克森赴中訪問，美國記者對中國最感興趣的就是針灸，其中NEWS Week有個病人在接受針灸時，手上拿了本《毛語錄》，中國在那個獨裁專制年代全民都要學習毛主席思想，那個記者問患者針灸會不會痛，那個患者教條式的回應說：「我有毛主席思想，我就不怕痛」！美國記者覺得很好笑，在新聞周刊出來其實是在諷刺中國人政治掛帥，連醫療都牽扯到「毛主席」。余文儀翻譯該篇文章是因為醫學系學生對該篇文章有興趣，未料，教官就指出不可照翻，因為當年提到毛澤東要寫「毛匪澤東」或「毛╳╳」，後來聽說開會時沒有教授敢發言，最後是有一名教國文的老師認為我的家庭背景應該沒有共產思想，也未曾接觸過共產黨，怎麼可能「為匪宣傳」？而且那是篇外國記者的報導…要將我退學是否太嚴重？因此，我最後被記兩大過與兩小過，也等於就是要我留校察看。雖然我受到打擊，但並不影響我繼續爭取言論自由以及對民主化，或是反抗國民黨獨裁的意志，不僅未減少，反倒更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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