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只我在高醫發生被教官打壓的這種事，在很多學校都有類似的個案。比如李筱峰因在《大學雜誌》寫文章而被政大退學，當時政大校長就是李元簇，他是國民黨的軍法處長，其在政大就拿李筱峰開刀；同樣那時台大校園和我同年紀的洪三雄與陳玲玉因《台大法言》邀陳少廷在台大校園講中央民代要全面改選而與支持國民黨的台大周道濟教授辯論，周支持「法統」就是中央民代不能改選。當時陳少廷要求全面改選，台灣代表台灣就好，是突破戒嚴禁忌的大事，所以洪三雄與陳玲玉也都被記過差點出事。可見當時那個年代大學校園的氛圍很緊張。我們也串連每個校園中反抗國民黨、反訓導處與教官的學生，我到台北找洪三雄，進而認識康寧祥與黨外人士。
當時，台大有很多禁書，這些禁書都來自郭雨新，郭有海外管道，海外同鄉從美日帶禁書回來，台大學生就傳閱，我去台北就拿影本回高雄傳閱，當時成大也有一群和我很熟的朋友，他們也在辦刊物，結果當時他們替當時黨外蘇南成助選與國民黨所推人選競逐台南市長，這些成大學生支持黨外人士並助選，結果在畢業典禮時，將他們四、五個學生都被以感化為名遭逮去關。而其中有一位未被關到，但最後也變成我的好朋友的就是王伯仁。我辦《民報》時，王伯仁也在《民報》幫忙寫文章。我們當時就是所謂各大學校園的學運份子，這是我在大學時期值得留下來留做紀念的一個事件。
我相信：天冥冥之中如有一個無形的安排，因為當我畢業後在台北擔任精神科醫生，有一天在我的診間來了個病人，我一看竟是當時要將我退學的教官，該教官已失智，不記得我是誰，只是來看精神科醫生，但對我而言，這位曾經想要將我退學的教官竟來找我看病，我問診後發現他已失智，完全不知道我是誰。我還問他高醫校長是誰？他也不知道，問他總統是誰？他唯一記得且還知道是蔣經國。這個將我退學的教官在人生要結束前，竟然又遇見我，且讓我發現他已失智，讓我深感，人生真奇妙。
反抗權威 黑資料如影隨形
我因為在學生時代反抗、挑戰權威體制。有許多人知道，戒嚴時期有所謂「安全資料」，這些資料會隨你去當兵到出社會工作，國民黨戒嚴時期就是這樣糟蹋人。我去當兵時，國防部安全資料就把我寫的很黑，直到退伍前，我在空軍醫院的院長與政戰官輔導長才告訴我說：「陳醫官，我觀察你來此當兵表現很好，患者也照顧的很好，我感覺你是很好的人。為何你的『安全資料』非常恐怖，把你寫成匪類，所以你來後，整個部隊盯得很緊，都對你暗中觀察與注意，直到今日要退伍才告訴你此事，那些資料可能冤枉你，至少你在此服務，我們都沒寫你的壞話。」當我去台北市立療養院任職精神科醫生，我的「安全資料」也被送到該院。以前公家機關人事單位，都有「人二」，就是在管思想做情治的人。我的黑資料常常都會出來作怪，我在台北市立療養院任職數年後，本來我希望調回高雄服務，就是到現在高市凱旋醫院，以前叫省立高雄療養院，那時院長因為是高醫學長也是高雄人，他問我是否回高雄服務。我回應說：「好啊，如有機會」因同是屬公家機關。所以他就商調我返回高雄要我接任精神科主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長也同意，兩邊都同意的狀況下，但在公文辦理過程，「安全資料」就出來了。因為省立高雄療養院的上頭是省政府，省府的人二就出來阻擋指我思想有問題，不能回高雄，所以調動就未成。
接著，我在台北市立療養院第七年，院長推薦我去北醫接任精神科主任並在北醫教書，因為在當時北醫尚無精神科，都是台北市立療養院葉英堃教授在北醫教課。他認為已培養少年的我，就要我去做專任，並開設精神科。結果當時北醫校長是謝東閔之子謝孟雄，謝也是高醫畢業，剛開始他也很高興，因為北醫沒精神科，而我又是葉教授所引薦且是高醫學弟，因而立即發聘書給我，結果「安全資料」又跑出來，教育部的人二通知北醫「這個人不能來教書，這個人思想有問題，若來教書會很麻煩」，所以謝孟雄嚇到，但也對我很不好意思，教我將聘書送回。那時葉英堃教授還很不高興罵謝孟雄，說他「沒路用」。其實，葉教授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院長當然也知道我的資料，但葉從未講過任何一句話。他的觀察我是一個很好的醫生，所以他推薦我回高雄或北醫擔任精神科主任，他毫不猶豫，反觀謝孟雄卻不敢，所以我只好把聘書歸還北醫。
後來，有一位女患者因憂鬱症掛我的門診，她痊癒後跟我說她的先生很感謝我。想知道我住哪？她要帶先生來向我表達感謝。我說這是醫生應做的事，不用那樣，我反問其先生在做何事，她告訴我說她先生就是教育部人二的主任。我就向她說：「妳不用帶妳先生向我道謝，惟有件事拜託他查詢一下，當時我去年要去北醫教書聽說教育部人二說有問題而阻擋，妳請教他一下到底是甚麼問題？」。結果這個病患兩個禮拜後再來看我，向我說：「陳醫生，我先生說，現在沒有問題了，您可以去北醫了！」。原來病患的先生向北醫說我沒問題了。所以第二年謝孟雄又發聘書給我了。
這就是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就是這麼荒謬。有問題，沒問題都是他們講的。一個黑資料跟著人一輩子。如要說有問題，一輩子都有問題，但如有人扛起責任說沒問題，就變成沒問題。這就是後來我到北醫教書前所發生有趣的故事，但我認為這段記事是要留下見證，在戒嚴時期一定有許台灣人因被列做黑名單或黑資料，被指思想有問題而影響其工作，影響他不能出國甚至影響其升遷的機會，這是很不公平的事，也是我親身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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