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戒嚴令下從事政治集結，串聯民主運動，陳菊早有準備，總有一天會被抓走的。只不過，真的到了被逮捕的那一刻，還是倍覺驚惶。陳菊說，那時內心裡最大的感受是：「我是一個沒有明天的人了……」
過了三個月後，她得知另一位美麗島受刑人林義雄家裡發生滅門的林宅血案，那時她才覺得，自己有沒有明天已經不再重要，「跟林義雄家庭比起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痛苦，還算得上甚麼？」
台灣人不再畏畏縮縮 大聲說出自己的話
美麗島事件的歷史與傷痛這樣走過了，陳菊也走出坐了六年又兩個月的牢房，如今再回望那段日子，這個40年前撼動台灣和世界的歷史事件，對她個人、對台灣，留下了甚麼、又改變了甚麼？陳菊說，那時候敢出來反獨裁，被關就是必然，「求仁得仁」而已…。「最大的意義是，自此以後，台灣人參與民主運動時不再畏畏縮縮了，台灣終於敢把自己想說的話大聲說出來。」
這是陳菊受訪回顧美麗島40周年意義時，所談到她親身參與這段歷史的感受。
陳菊成長於宜蘭三星鄉下，她說，當時的台灣正處於228事件後的恐懼與戒嚴高壓統治之下，政治是禁忌，整個社會的氛圍是「驚惶」。偏偏她在宜蘭老家的父執輩卻是號稱「黨外之父」郭雨新的「樁腳」，所以有家庭的耳濡目染，加上後來有機會擔任郭雨新的秘書，就這麼一路被感染薰陶，「我不變成黨外人士才怪！」
警總設局 要將美麗島人一網打盡
當年的黨外人士有突破黨禁、解除戒嚴以及全面改選的共同理想，這需要有串連有集結，因此，美麗島雜誌實質上就是「沒有黨名的黨」，也是推動黨外組織化的一種形式。陳菊秘書長承認，的確，當年就是這樣想的。
美麗島雜誌／邱萬興提供
美麗島雜誌發行後，一期竟熱賣到10萬本，霎時洛陽紙貴，轟動全台，這促使各地串連活動更形密集，但這麼一來，也就更引起執政當局的注意。陳菊回憶說，在高雄事件發生前，確實就已經感受到氣氛不太一樣了。譬如之前美麗島雜誌到台中、屏東辦活動，不僅警察，連軍隊都出現，雙方對立的氣氛愈來愈明顯，在屏東的這場活動場外，就已經發生零星衝突；到了12月9日的「鼓山事件」，警備總部就將兩位開活動宣傳車的志工押到南警部遲遲不放人，這個舉動當然引起公憤，人潮齊聚鼓山分局，現場劍拔弩張，這樣一來，讓12月10日本來不克前來高雄參加活動的美麗島雜誌社幹部，譬如林義雄等多人，都臨時決定南下參加活動，陳菊說：「沒想到這是警備總部的設局，」「把氣氛誘導到最高度的衝突點」，企圖在12月10日高雄的活動現場將美麗島人一網打盡。
明明是「未暴先鎮」 輿論卻一面倒
陳菊提及12月10日晚上的高雄警民衝突事件，根本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事件發生後，她說那時除了「台灣時報」之外，所有的媒體都一面倒抨擊美麗島人是「暴徒」。「這是來自高層的指示，」陳菊說，當年任職台灣時報的李旺台特別通知她們的。大家都研判這一波一面倒的輿論之後，就很有可能就要開始抓人了。果不其然，事件後的第三天，12月13日的清晨，當局就展開全面性的大逮捕行動了。
美麗島國際報導
陳菊說，被逮捕之後持續不斷地疲勞審訊，甚至不給上廁所…諸如這類的不人道待遇，都是她的親身經歷。也就是這段剛被逮捕到景美看守所的時間，讓她一度信心全失，覺得自己是個「沒有明天的人了」。
對得來不易的民主 得時刻保持警戒
但是，自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及接著下來的林宅血案之後，陳菊發現，台灣社會逐漸變得跟過去不一樣了，彷彿藉著這些不幸事件，讓台灣人終於體認到必須站起來的意志；而帶領民主運動的人，也已經有一種覺醒，認為為台灣坐牢是為自己的生命別上勳章一樣。
早已為自己別上生命勳章，也坐在已褪下威權外衣的總統府祕書長辦公室裡，陳菊一面為台灣已經完全自由民主而覺得吾願已償，但另一方面卻還是不斷地強調：「外在的環境很險峻，還得要繼續拚，才有可能繼續實踐民主。」
這應該是一個曾拿生命跟威權體制對決過的人，還保持著對得來不易的民主的警戒吧。
陳菊一面為台灣已經完全自由民主而覺得吾願已償，但另一方面仍不斷地強調：「外在的環境很險峻，還得要繼續拚，才有可能繼續實踐民主。」圖／沈聰榮攝
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是指1979年12月10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主的黨外人士，在高雄所舉辦的集會遊行，結果當晚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接著執政當局開始大肆逮捕黨外人士，包括：黃信介、張俊宏、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以及陳菊、呂秀蓮…等上百人，雜誌社並隨即遭到查封…。
這場被視為殲滅黨外民主菁英的軍法大審，主事者以叛亂罪起訴，隨後軍法大審引起全世界矚目，透過八名被告的法庭陳述，終局雖仍重判無期徒刑到12年有期徒刑（另，普通法院審理者涉及該案者，共37名遭判刑），但卻也已讓民主的種子在意外中遍灑台灣。此後，八名軍法被告出獄後，除了林弘宣退隱休養外，其餘都在台灣推動民主化進程中持續擔綱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