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讀者在我於2015年6月13日所寫的文章〈不能說出的初選大戲〉中，留言表示：「用省籍討論政治，腐朽落伍反智無下限....而且效益越來越小」。對於讀者這樣的看法，個人覺得有加以回應的必要，因此我特別藉著《民報》的專欄從「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觀點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來探討省籍情結的問題。
一、韋伯的理解社會學
韋伯的社會學被稱為「理解社會學」，這個「理解」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稍做解釋一下。
首先，韋伯在理解社會現象的時候，把「具體的個人」當作一個單位，並以這個具體單位作為「理解」的出發點。他認為這樣的個人是具有自由意志，能夠設定目的，並能選擇「達到手段的目的」，進而去採取具體的行動。
韋伯進一步要了解封建制度乃至國家等的現象。他認為對國家乃至封建制度等加以理解並不是在處理自然現象，而是要處理「人的行為以及由人的行為所構成的社會現象」。於是他把封建制度乃至國家等現象還原至各個人的行動，而對此等現象加以理解。他認為在理解這些現象時，個人是行為的唯一擔當者，而其行為是具有「意義」的行為，因此他採用理解「行為是蘊含意義」的方法。換句話說，要對社會現象加以說明，就要對「人的行為的意義」加以理解。於是韋伯就對社會學做了如下的定義：「社會學是以解釋『意義』的方法來理解社會行為，而且透過這樣的理解，試圖以『因果關係』來說明社會行為的過程與其效果之學問。」
以具體例子說明：當我們追問「某個社會現象為什麼會產生」的時候，我們會對社會現象的因果歸屬去進行了解，進而對之加以操作；也就是「個人是組成這個社會而且展開社會行為的行為人」，對於這樣的個人，我們要去思考他的內在經驗，並深入他的動機，以便理解他的行為之意義，這樣才能找出社會現象的因果歸屬。
例如某個人在砍伐樹木，我們不只理解他在伐木，也要了解他是樵夫，他是為了賺取工資而工作。這種切入個人的動機，並依照其動機來理解其行為，韋伯稱之為「說明的理解」；而對於砍伐樹木本身的理解乃至認識，則屬於「現實的理解」。
二、洪秀柱的參選，是隱藏性省籍情結的顯現
從上述韋伯的理論來看，對於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要參選總統這個現象的理解是「現實的理解」，但若對於她的參選之意義進一步作「說明的理解」的話，那麼洪秀柱絕對不會說她的參選是為了保護外省人在台勢力，這是台灣社會長期呼籲不要再操作省籍情結，而且有高度共識。但這並不表示省籍情結已經消失，倒不如說在洪秀柱參選總統的行為當中，如果要找出其意義的話，那麼省籍情結會是其隱藏性意義，我只不過是點出這個社會現象而已。因此讀者說「用省籍討論政治，腐朽落伍反智無下限....而且效益越來越小」這句話可能是把「現象的解析」與「對省籍情結消除的願望」加以混淆所形成的一個評論。
筆者曾經在《從法國結構主義建構華人社會學》一書的序言中，很清楚表明我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是把一切眾生看作自己的父母，不可能以省籍情結來區分眾生。但正因為要化解省籍情結，我們必須用社會科學的角度來做分析，讓社會正視這個事實而帶動社會的改進。
三、正視省籍情結的存在
關於討論省籍情結乃至族群問題的書和文章已非常多，我就不再贅述。但是省籍情結存在於台灣社會，並沒有必要否認。我在《民報》專欄寫了一篇〈給台大法律系學弟、學妹們的一封信〉，提到我曾說到像我這個年紀已62歲的人，省籍情結很難一時消失。因此要否定我有省籍情結，那就是扭曲事實。對於我自己省籍情結的產生，我倒是可以說給各位讀者參考：
228事件時，我的鄰居是台灣共產黨，他被槍斃，他自己的親人不敢去認屍、收屍。我的一位親人去幫他收屍，結果，警備總部逼迫我這位親人當線民當了一年，讓我的親人整個人格破產。後來，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許多家庭近乎破產，導致我母親這一輩的人就只敢買金子，不敢存現金。家裡做生意，外省老兵來家中示威，說反攻大陸以後把你們台灣人趕下海。學校上課，外省同學罵我們土台客，外省老師說你們這些台灣人的父母親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不愛國等等，不一而足。
後來，筆者好不容易當上考試委員。有一天，司法院說為了通過《法官法》，要宴請考試委員。結果司法院來了一個范秘書長，考試委員只來了兩、三名外省籍的考試委員，此外卻多了全部是外省學者的貴客，有鼎鼎大名的瞿教授、李X甸、李X祖。結果根本不是談《法官法》，一看就知道是假公家開會之名義，辦私人聯誼一般，好像是刻意安排對我這個顯性台獨的威嚇，也好像是要交好。請問一般人有這個能耐這麼做嗎？這不是只有用政府的力量才辦得到嗎？
後來我擔任律師高考的典試委員長，有命題委員出了與台聯及阿扁總統有關的題目，《中國時報》硬說是我出的題目。這位瞿教授馬上在民視批判我，說我是兼任講師當上考委根本不夠格。一個大學者翻臉跟翻書一樣！政大教授董X成在我去政大企管中心上公務員的課時，殷勤招待，言談中，以有關台獨話題討好我這個顯性台獨。結果，律師高考的考題變成話題時，連查證也不查的就在《中國時報》寫專論罵我逾越典試委員長的權限，擅自改題。
又如大學一位非常好的外省學弟，從大學時代就和我一起參加黨外運動，他因此曾被調查局關過。後來他整個人成為大中國主義者，並把我去日本留學時送給他的書，當著我的面還給我，只因立場的不同就用退回我送他二十多年的書來侮辱人…這種經驗多得不勝枚舉。各位讀者，如果你是我，你會有什麼感受呢？你要叫我沒有省籍情結，可能嗎？這只要看〈不能說出的初選大戲〉一文按讚的高達2,045人，即可知道這個現象的確是存在的。
三、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看「不正常壓抑省籍情結的結果」
省籍情結或許在縮小，但它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如果因為用省籍情結來解釋社會現象而會被人質疑，反而顯示這個社會的不正常。為什麼這麼說？或許我們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做一個比喻的說法。
弗洛伊德曾對很多精神病患進行診療，發現許多病患會忘掉許多內在層面與外在層面的體驗。而這些病患所以會忘掉，是因為這一些體驗，從他人格的要求來看，是很恐怖的、很痛苦的、很羞恥的；換句話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體驗是很痛苦的，因此這些體驗的事實就會被壓抑到意識底下的世界。
弗洛伊德在1926年發表了〈制止、症狀、不安〉一文，提出「不安信號說」與「自我防衛機制論」。他說：當人們體驗到不安、不快、罪惡感、羞恥等時，會產生防衛機制，而把這些感情的心理內容壓到潛意識當中，以保持主觀心理的安定與內在的安定。這種防衛機制所採取的壓抑型態很多，具體來說，在很多情況下，壓抑會採取忘掉了、想不起來、不知道的形式；或是採取否認的態度，而這種否認通常會對於事實所具有的意義做過小的評價；或是把現實加以改編，以配合自己的空想。例如對於敵人的力量過小評價，而否認逼近身邊的危險；或在遊戲當中，空想自己是很強的獅子，而忘記自己是弱小無力的現實。因此，認為用省籍情結討論政治是腐朽、落伍、反智的，其實相當程度是一種防衛機制的顯現。
更且這種防衛機制並沒有辦法使省籍情結消失，反而會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到社會上。像「省籍情結變成隱藏性」這個現象就好像是社會這個個體把「會引起某些族群不愉快的經驗」強迫壓抑至潛意識一般，但它卻不斷從潛意識裡頭以變形的方式出現在社會上。例如使用「台灣」一詞代表台灣這塊地方是極其自然的，但是國民黨長期以來對於台灣二字的壓抑、醜化，就造成一、二代的外省人與老福佬人之間對台灣二字有不同的解讀與詮釋。儘管「台灣」兩字已被年輕人普遍接受，但是各位在看媒體、網路時，就會發覺到有特定立場的人會強調使用「台灣」會引起中國的反彈，打不開國際空間，無法踏入國際社會，因而用台灣這兩個字來恐嚇台灣人。
又如台灣是多族群的社會，本來就應該承認各族群應當擁有自己的語言與文化。可是福佬人只要提出國家語言法或福佬語公共電視台的設立等，馬上被批判說是大福佬沙文主義；馬英九執政期間，許多學校的台語課馬上縮小或消失；在法院裡，仍是以北京話為唯一語言。儘管大家都強調「族群平等」，可是就是有人運作不讓福佬語變成公用語，甚至打破60年以上的慣例，採用行政手段將以前被視為「叛國」的漢語拼音使用在所有的公共空間當中。在法院裡，有些當事人稍微顯露出自己的政治立場傾向時，常會被外省籍的法官在案件的審理中找碴，但他（她）絕不會講出是基於省籍因素。
筆者當考試委員時，有一天正進行試題之閱卷。一位我在大學時代非常熟的學弟（現在擔任高等法院的法官），碰到我這個顯性台獨時，故意裝作沒看見，難到這些不是隱藏性的省籍情結在作祟嗎？又如反核災食品原本是公共議題，可是抗議標語卻出現「寧為倭奴」這種字眼。只因為台灣人大部分比較親日，就可以把省籍情結掩蓋在反日的動作上面，而出現這種侮辱福佬人的標題？更不用說許多外省退將要跑到中國輸誠，有的還說「國軍、解放軍都是中國軍」，這不是省籍情結是什麼？
四、面對真相、走上真正和解，是消除省籍情結的王道
弗洛伊德認為治療精神病患的課題，就是要去發現壓抑的部分，並對於過去被趕走、被壓抑的東西加以承認或否認，才能解消這種壓抑。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社會對省籍情結的處理其實是很不正常的，只會讓省籍情結變形、扭曲而不斷浮現。事實上，長期以來，台灣媒體的生態幾乎都是外省人在主導，這種情形慢慢改變是這幾年的事。當時媒體呼籲大家不要再操作省籍情結，不要再談省籍情結，其實就是害怕，害怕居多數的福佬人會有什麼不利外省人的動作。但是這一壓抑，卻讓大家不願坦誠相見，把話說清。於是許多人就憤憤不平：為什麼執政了，還要被侮辱？許多福佬人私底下對外省人的不放心，都會顯現於平日的舉動上。
總統大選完後，省籍情結確實有在淡化，但無可諱言的，第一代、第二代許多外省人對於老台灣人仍是非常敵視，而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於外省一、二代的不滿、怨恨，也還是存在。或許外省第三代的朋友們應該正視這個現象，打開台灣社會的結，共同推動族群平等的法規與公共政策，那麼省籍情結變成只是歷史名詞的日子就會很快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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