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維健，上世紀七九民運時期的老戰士，一生致力於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事業，長期從事自由民主人權的啟蒙與宣傳工作。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陳維健移民新西蘭後，陳家兄弟民間辦報，一份新西蘭著名的華文報刊——《新報》，陳擔任《新報》主編，現任《北京之春》主編。
海外民運是中國民運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中國民運的延伸，是八九天安門大屠殺以後，從國內到了海外，才有了中國海外民運。
中國民運從讀書會起步
在「七九民主牆」這段歷史中，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魏京生。如今年過半百的朋友應該都知曉，這是中共建政後出現的第一波、具有一定規模的、公開向中共專制政府提出的挑戰。
七九民運的爆發，其實醞釀已久，嚴格地說是「文革」後期那段時間，由於中共的「文革」制造嚴重的災難，到了後期，已引發天怒人怨，中共專制極權原形暴露無遺。特別是當年，整整一代知識青年（紅衛兵）下農村，所謂的上山下鄉插隊落戶，是毛澤東變相的對年輕人進行改造，當年也有「思想改造」，或者「世界觀改造」的說法，問題是這樣的被動式改造，相反引起了下鄉青年的主動積極反思，對「文革運動」，及對「世界觀改造」等一系列問題的反思。
陳維健說：我當年沒有上山下鄉，在杭州的港務局工作。當時已經有一批知識青年返城了，我們杭州有一批青年，包括一些「老三屆」的學生，自發地組織了一些社會活動，最主要的形式是讀書會。
讀書會是一個拓展視野、豐富思維、提升修養與知識交流的平台，源遠流長。中國早期也有這類讀書會，比如：三國魏時代的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和阮咸七人，因時常聚集於山陽縣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因地名竹林，故有竹林七賢之稱。上世紀民國初期，讀書會也成為革命黨的起點與搖籃，作為宣傳、聯絡、工作與組織運作的平台。讀書會形式靈活、組織方便、交流暢快、探索真理，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啟蒙運動平台。
這樣的讀書會，其時全國各地都有，以讀書會的名義去探討社會問題與制度，探索中國的出路。當年廣州就有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探討中國向何處去——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李一哲是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人名字的縮寫，依序取他們姓名中的一個字。中國向何處去，是那一階段全國標志性的社會探索議題。
胡耀邦上台後，中國進行了全面的撥亂反正，並展開了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無疑給予當年讀書會青年激勵與動力，並提供了社會環境與理論空間，這一時期讀書會開始升級，一些組織誕生，一些民主刊物出現，這就是七九民主牆的民刊時期。當時全國各地到處都有民主刊物，陳維健在杭州參與編輯了一份《晨鐘》雜雜誌，那時他弟弟陳維明已經從事美術工作了，他為《晨鐘》創作了一幅木刻版畫「晨鐘」。
陳維健的民主經歷，可以說從讀書會開始，然後是民刊、民主牆這一過程的經歷。
作者和新西蘭民運界的友人合影。圖／田牧
中國文化的「小陽春」
同一時期，中國的文化界、文藝界出現了傷痕文學、朦朧詩、新時期文學等，一路走來對社會進行反思，及對主流思想文化的懷疑與唾棄，整個八十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小陽春，社會氣氛是比較活躍、比較開放、比較自由的，人們從一種社會禁錮中解脫出來。
廖天琪的提問：整個「文革」時期，舊書老書被作為「封資修」燒的燒、毀的毀，被允許閱讀的書籍很少，比如少數的蘇聯文學，要麽就是馬列著作等，那一時期又未出版什麽新書，讀書會閱讀什麽書呢？
陳答道：這確實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書荒」年代，西方社會的各種書籍都被燒得差不多了，新華書店是買不到書的，圖書館也借不到書，各地圖書館基本上均已關閉。我們讀書會最初是從閱讀毛主席著作開始，然後是斯大林、列寧著作，再就是康德、費爾巴赫等西方的哲學書籍。當年中共中央要求幹部學習馬列的書，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要搞懂這些問題，也就需要開放一些西方的哲學著作，當時還為中共老幹部提供了一批大字號翻譯著作。
當時我們讀書會有個會員，父親是省委黨校的老師，當年省委黨校進來一批西方國家哲學著作的匯編資料，我們時常借用會員父親的圖書證，去黨校圖書館偷書，我們偷了很多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書籍，事實上是一些對社會不開放的書籍。
陳維健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本書，是一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的著作，中心內容是：政治極權國家裏的民眾反抗，最好的方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陳維健回憶道：「文革」時期，年輕人能夠閱讀到的書籍非常少，所以一些農村醫藥手冊等，也都成了閱讀資料。直到八十年，缺書現象才漸漸改變。那一時期，中國出版了一批外國名著，從新華書店門口的現象，也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狀況，人們時常為了搶購新書排起長龍。再有就是交換新書，比如你用《簡愛》，我用《安娜•卡列尼娜》，互相交換等。在圖書交換過程中，也結交了不少書友，及有思想追求的同仁。
八九民運的「學生後援會」
陳維健說道：八九民運時期，我已經離開了港務局，那時經濟開放，允許多種經營成分、多種經營模式存在，我與朋友一起經營一家照相館。八九民運時期，杭州的民運與北京、全國各地的民運是一樣的，都是以各大院校的學生為主體。我們從運動的側面支持學生運動，比如說：我們幫助攝影與印製各種學生活動的照片，只收成本費，以此支持學生運動。我當時組織了杭州的一批個體戶（私營小企業），取名為「學生運動後援會」，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學生康復基金會」，因為學生都在絕食，我們每天晚上去看望與慰問這些學生。作為當年的「萬元戶」，我已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不過後來「學生康復基金會」還是無法運作，因為政府開始了鎮壓。
陳維健表示：中共開始鎮壓，作為年長的「小平頭」類，或者長了鬍子的幕後人物，因為經歷了「文革」、「七九民運」等，對中共有著清晰的認知，知道鎮壓是必然的，但學生是比較天真的，認為政府是不可能鎮壓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我們清楚，若學生運動再持續下去，屆時將與布拉格一樣，坦克上街鎮壓。後來北京傳來槍聲，發布戒嚴公告等，我們並不覺得意外與吃驚。當時還有個時間差，北京開始鎮壓時，杭州的運動依然在進行，還持續了一段時間。
陳維健繼續道：運動後期，杭州有不少朋友被中共逮捕，而我很幸運，雖然沒被抓，但也被公安叫去談話，進行數次的分化教育。顯然，對我來說，國內的生存空間變得惡劣。
在弟弟陳維明的幫助下，陳維健籌備出國。出國過程中，陳維健還遭遇了一段驚險插曲。所有出國手續辦完後，他尚缺一張「出境卡」，受到當時杭州公安局的刁難，說是局長約見，其實是要求他以「公安線人」為條件，換取「出境卡」。陳維健與約談的警官說：「你先給我『出境卡』，反正與局長談話還有幾天，我會如約的。」但是拿到「出境卡」的第二天，陳維健就飛抵香港。在機場的候機室裏，只聽見廣播中傳來：「東方航空的陳維健先生，請到櫃台上來一次。」陳維健哪敢去櫃台，也不敢出香港機場，在機場內晃悠了兩天才飛抵新西蘭。
廖提問：這不是針對你陳維健一個人的，很多與你情況相同的人，是否都有你這樣的經歷？
陳維健肯定道：「是的，讀書會中一個朋友去日本，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公安局約他談話。在公安局長約談我之前，其實這位朋友已經告訴我了，這種情況你必須要答應。」（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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