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7月20日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名為「所有聖戰皆源自地方」（All Jihad is Local）。內容指出，由於北京政權在新疆進行高壓統治，導致2013、2014年期間，至少有114名新疆維吾爾人（Uyghur）穆斯林信仰者，加入「伊斯蘭國」（ISIS）的戰士行列。該報告分析顯示，那些維吾爾人，很可能為了尋求「新家園」以及「歸屬感」而逃離中國；加入ISIS因此成了受難族群眼中，免於被壓迫的「避難所」。
《華盛頓郵報》7月20日的一篇報導指出，上述報告撰寫人內特·羅森布雷特（Nate Rosenblatt），是一名中東與北非問題研究人員，他從近4千筆資料的梳理中，發現118名中國人加入IS，其中高達114人屬於新疆穆斯林信仰的維吾爾人。北京官媒先前估計，中國加入該極端組織者，約有300人；專家們對於該數據，始終持懷疑態度；這次新美國基金會公布報告，證實北京預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美國之音》（VOA）7月20日的相關報導指出，學者羅森布雷特，從2016年間一名IS叛逃戰士，取得揭密的3500多筆資料（即IS官方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間，於土耳其、敘利亞邊界，搜集的IS戰士註冊登記的表格資料），他還進一步透過社交媒體的其他途徑，驗證了該「洩密」資料的真實性。
維族人在IS登記表格的填寫資料，顯示來自「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即新疆的維吾爾斯坦Uyghuristan）。報告中說，資料裡面的114名維族人，有110人表示自己先前從未參加過伊斯蘭「聖戰」，另外有4人未回答此一問題。這意味著，這些維族人並非「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組織成員，該組織被中美兩國視為恐怖組織。英國也在7月19日，將其列名恐怖組織。
報告發表人羅森布雷特的分析顯示，這些維族人與來自其他地區，加入IS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之處：1.這些維族人的年齡層分布最廣，介於10-80歲之間（而總體IS戰士的平均年齡為26-27歲）。2.這表明，相較於其他地區、族群，多數已婚狀態的維族人，是「攜家帶眷」加入伊斯蘭國。3.多數維族人，在2014年6月IS佔領摩蘇爾（Mosul，伊拉克北部大城市）以後才選擇加入。這顯示，他們是看到伊斯蘭國相對穩定後才加入的。
羅森布雷特解釋道，為什麼居住遙遠地域（也不允許自由旅遊）的新疆維族人，選擇加入IS？他說，加入伊斯蘭國的維族人比較窮、無專業技能，教育程度不高。114人裡面，沒有人表示自己上過大學。這些維族人，多數從事建築工或油漆匠等工作，已婚，有家室妻小。他說，綜合各種因素，可以看出新疆的穆斯林，把IS當作較長久或永久性的居留家園。
新疆傷心地 IS宣傳戰打動維族人心坎
報告書指出，IS的宣傳能力，不單單僅只於營造「伊斯蘭教烏托邦」，也重視個別族群的「不滿委屈」。例如，針對維族人的視訊傳播，為他們營造「歸屬感」。視訊內容顯示，整齊的教室裡坐滿學生，正在學習伊斯蘭書籍，而這類族語、宗教的學習，在漢人佔據主導優勢的新疆是遭到禁止的。然而，因為北京封鎖新疆的互聯網路，這些維族人可能是透過其他私人聯繫管道加入IS。
羅森布雷特還指出，多種證據暗示了，中國在新疆雷厲反恐鎮壓、維族人社經地位邊緣化，以及文化宗教傳承遭禁止（如男性不能蓄鬍子，女性不能戴全罩頭巾）等多項因素，都是促使維族人離開中國，選擇到其他地方（如流亡到東南亞、土耳其）尋求歸屬感的主因。
《美國之音》報導引述2015年4月間，美國「西點軍事學院打擊恐怖主義中心」（West Point’s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所發布的一份資料〈哈里發國的全球勞動力〉（The Caliphate’s Global Workforce，譯註：哈里發國，代表虔誠穆斯林信仰者所建造的主權國度），其內容與國際間的一些紀錄資料吻合，即一些外國人士，之所以選擇投靠伊斯蘭國，是「為了存活，而非死亡」（to live, not die）。
以地區別來看，中國新疆以114人，成為全球IS戰士來源的第5名省市，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德（首都）、蓋西姆省（AI-Qassim），突尼西亞的突尼斯，以及排名第4位，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
這份《新美國基金會》的報告書，其人員註冊資料只有3,500多筆，相較於美國情治單位的估計數據：IS戰士來自120多個國家，戰士人數逾38,200多人，報告取得的樣本數顯然有所不足。然而，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是毫無疑問的。正如美國情治官員長期以來的憂慮一般，「糟糕的統治，伴隨緊張升高」，形同將人們推進「極端組織」的懷抱。
羅森布雷特在報告結論指出：「形塑安全避難所的理念，暗示IS或是未來類似IS的極端組織，得以取得源源不絕，招募聖戰士的豐富素材。」《華盛頓郵報》報導也在文章結尾指出，新疆維族人淪為IS戰士，（可能）是個「非典型」案例，即壓迫頻仍情勢下，逼不得已的選擇，因此北京統治者難辭其咎，問題的「脈絡知識是重要的」（Contextual knowledge is important）。羅森布雷特進一步指出，不能將全部問題歸諸於IS吸收外國戰士；如果聖戰士的孕育溫床，源自糟糕的地域性治理，那麼，就必須從統治者的「問題根源」尋求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