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是文壇大師朱自清先生最為台灣學子所熟悉的佳作。文中他描述其父的身軀形象，恰與逝世多年的先父相仿。朱氏父子的互動，也讓我想起他老人家。
我曾從事公職多年，為人處世誠樸盡己、不與人爭的觀念，就是幼承庭訓的結果。邁入中年以後，雖然在事業上遭遇若干挫折，但仍不改初心。其後棄公轉商，歷經人事滄桑與旁觀世局紛擾，常常思念起言行溫和、為人中道的先父。
先父生長背景
先父淑訓先生，於1989年10月辭世，距今剛逾三十載。雖然事隔多年，但是他老人家生前的一言一行，仍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
中國北方山東樸實的農村，是父親生長的家鄉。先祖為地主，家族中也曾有過高中舉人為官者，但是務農仍為基本營生。父親排行第八，自幼就以文采著名鄉里。他雖然不善農事，卻與鄰里各農戶的子女結成好友，彼此交往，毫無「地主」與「佃農」界線。
父親自小熟讀群籍，尤其擅長書法，才二十歲就被推選為鄉長，為家鄉歷來最年輕的鄉長。記得在我年幼時，在台同鄉長輩常來家中做客，他們談起陳年往事，手舞足蹈，口沫橫飛，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提到「鄉長」的糗事，譬如說鄉中父老每逢餐宴飲酌，喜邀年輕的鄉長作陪，而父親不勝酒力，又不便拒絕，因此常被灌醉。每當聽到此處，我除了感覺驕傲與好笑外，也瞭解到父親原即有溫柔敦厚的觀念，才陶冶出這種「與民眾站在一起」的民主作風。
國共內戰時，父親投筆從戎。由於他文筆甚佳，並未參與實際戰役，而在南京聯勤單位從事參謀工作，表現屢受上級賞識。他有次告訴我，當時一位長官為了想獲女友芳心，特別商請父親代擬情書，代價為兩瓶高粱酒。結果對方甚為滿意，終於締成良緣，不料戰事告急，「酒債」迄未償還，變成永遠的呆帳了。
遷台後，父親在高雄港務局任職，並與母親成婚。高雄港都鹽埕區，遂成為我生長的故鄉。母親祖籍雖然也是山東，但是特具語言天賦，高雄住了沒幾年，「正港」台語就講得不輸給台籍的左鄰右舍。父親個性木訥，不諳台語，有時逼得母親做翻譯。但是他在高港局中的部屬多為台籍人士，父親對他們親若兄弟，他們對父親也敬愛有加。其中若干人，日後離開公職轉而從政或經商，都很有成就。例如高雄市議會前國民黨黨團書記郭獎吉，生前就常跟我說父親是個「好人」、也是他的「恩人」，常來家中探望老長官。只是他們大多跟母親用台語交談，與父親則是「相看兩不厭、無言勝有言」。
這種台灣人與山東人間的友誼與感情，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地之一的高雄，卻是很另類的現象。今天所謂的「族群和諧」一詞，多年前沒聽過，但是很多人卻已做過。
趙麟之父趙淑訊年輕時軍官照。圖／作者提供
「內向」教育模式
由於身為長子，我自小就受到父親「特別的關愛」。在愛之所至、壓力隨之的情況下，我在五歲時，當同齡玩伴還不知如何拿鉛筆時，即已開始練毛筆，八歲開始每天背誦古文。父親雖然教我勤練文采，但卻不希望我培養口才。他的觀念一向主張「小孩子少講話」，類似台語所謂的「囝仔郎有耳無嘴」。有時陪同父親參加他同僚的婚宴，席間叔伯們問到我求學狀況，「三問三答」之後，父親雖未出言阻止，卻在桌下觸腿示意：「可以了，不必再說了。」這種父教下，我在進大學前，幾乎惜言如金；若不是因為參加大學社團活動個性微調，我差一點就要選修「手語」課了！
也就因如此，我自幼不時被母親帶到菜市場，雖然目睹旁聽她與菜販肉商用台語討價還價，但內向壓抑的個性，並未耳濡目染地學通台語對話，以致成年後會聽不會講。多年前在總統府工作時期，偶而列席總統主持的高層會議擔任紀錄，有些與會官員用台語發言，我照記而無錯誤。
公務上保守、對人則寬厚
高中時，我較喜閱讀時事論著與報章雜誌。時事測驗常得高分，「愛國思想」不落人後。可是也偶而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時候，為了表示「反叛性與獨立思考能力」，有次突發奇想，詢問父親：「為何一個國家，要受一個六、七十歲老人家的領導？」父親起初不太搭理，敷衍地答稱：「小孩子懂什麼？好好念書！」待我數日後再問，他一把揪住我厲聲問道：「誰教你問這個問題？小心有匪諜！」
後來我才瞭解，父親是在保護我。白色恐怖時代，魯籍鄉親父老中有在澎湖蒙難者；也有隔鄰高港局父親同僚，因為將報廢公文用自行車帶回家助燃木炭爐而不慎散落途中，遭情治單位監禁數月者。父親雖不明言，顯然不希見其愣兒子出言賈禍。
由於父教，我也感染了他的「防諜」意識。有一次代表班上參加學校教師節壁報比賽，將口號「共尊吾師」四字，用保麗龍刻好，染上顏色，自左至右排妥，文圖並茂，愈看愈得意。一瞥之下突然發現，應按當時文字規定「自右至左」排列。如此之下，則原文就變成「師吾尊共」；「師」若當作動詞學習解釋，則整句口號就變成「學習我尊敬共匪」。若被展示，我這個文藝股長被約談不打緊，恐怕株連老師與校長。一身冷汗之下，緊急約集同學，連夜拆掉重做，結果得了全校亞軍。
高三那一年，參加一項徵文比賽，得了全高雄市冠軍，上了《台灣新聞報》頭條，雄中給我記了一個大功，而且發了一筆豐厚獎金，我將之歸功於父親平日的教導。
我在台大法律系求學期間，每逢寒暑假返回高雄，父親偶而與我聊天，談及國家大事。他的一些看法，在多年後常印證為真知遠見。記得我的第一本《六法全書》，就是向父親借閱的；書中批註很多，顯示他用功甚深。
我迄今仍然保持他在遷台初期所寫的日記，當時國際與台海情勢動盪不安，父親在日記中均就每日的國際大事，試作評述。若干論點，在多年後從事外交工作的我看來，即使與專業外交政論家相較，也不遑多讓。我常感覺，父親當年假如從事新聞論述工作，必有更高的成就。
父親待人豐厚，卻自奉甚儉。猶記得我幼年時因物資缺乏，雞蛋屬於補品，他為了我們四個兄弟姊妹的營養，常常將雞蛋留給我們食用，自己捨不得吃。他雖善酒量，遇有他人贈予佳釀，常轉贈給同樣喜好杜康、卻買不起的魯籍鄉親。晚年環境略好，可以享用之時，他又因血壓高而遵醫囑不能飲酒。每逢想到此處，我就覺得內疚。
由於常親炙父教，我自小原本與父親一般，寡言木訥，直到進入台大後，因參加社團活動，個性才逐漸開放。父親也察覺到這點，而且也慢慢改變原來看法，不再勉強我「以內向為榮」，甚至在我二十歲生日當天，主動建議可在家中辦個生日舞會，邀請同學參加，他與母親則迴避外出。這在當年的南部高雄，算是很開明的作風。尤其當天舍妹邀請了她的同學李茉莉來參加舞會，多年後竟成了我的賢內助，也讓我不得不懷疑父母是否有「先見之明」？
趙麟童年照。圖／作者提供
另類的親子溝通
我身為家中長子，自幼受父親期望最殷、管教最嚴。成長過程中，對於他的若干保守作風，曾經有過不同的意見。例如，父親有一個從現代親子關係角度而言，可以說是不合情理的「特點」（我不敢說是缺點），那就是「以暗諷代替鼓勵」。
我國小畢業後，在青少年階段先後經歷初中（那時尚無九年國教）、高中及大學三階段的聯考。幾乎在每一階段聯考之前，他都會提醒我：「我打賭鄰居的×××考上了，你結果落榜！」幸好那時我內向木訥，對之並無敏銳反應。而且三考結果剛好相反，我上榜了，對方落榜。當然，他老人家對於打賭「槓龜」的結果，非常高興！
在他故世之前，我一直沒有機會試問他老人家：以類此「激將法」的溝通方式，會達到望子成龍的預期效果？多年前，拜讀尹衍樑先生的傳記，得知他的父親曾以更嚴厲的打罵方式教養他。我不知道是否山東雖然出了個模範教育家孔夫子，山東人的爹卻喜以、或習以這類「非典型」的教育方式磨練親生兒子？
1978年我參加全國外交官特考，事先保密，不敢稟報父親，免得又「被打賭」。結果僥倖獲得榜首，其後受訓半年，又僥倖以第一名結業。那是父親最感高興的時刻，他欣見趙家出了個狀元，勝過先祖的舉人；但是他也對我忠告：「山東人個性拙樸爽直，與外交工作的迂迴圓滑性質恰好相反，你往後恐須多作調適。」這句話，我當時年輕未予理會。果然在歷經公職生涯起伏多年之後，驗證屬實。回想起來，點滴在心。
父親當年的日記上，對於政府遷台前後的外交處境多所著墨。但是對於親生兒子日後從事外交工作，卻頗感意外。記得當年在我到外交領事人員訓練所報到前夕，他老人家並未多言，只是默默拿出一些外交前輩的傳記文章，供我參考。父親也認為若干外交長官係國之重才，我應當把握此一良機努力學習。我不敢悖違父命，在工作崗位上，處處以勤補拙。
國家分裂下的悲劇人生
國家的分裂，在父親心中，留下了永遠的痛。他年輕時，因媒妁之言，在家鄉留有妻女三人。大陸淪陷前，父親本欲從南京返鄉帶她們同往台灣，但因服務單位的規定限制未能如願，只好隻身赴台。身陷家鄉的她們，又因父親的關係，飽受共黨政府壓迫，生活幾度陷於絕境。這件事一直到八○年代後期，我們才知道。
多年前我在美國華府工作期間，父親與母親來遊，一夜我與父親單獨長談，他透露出對於大陸妻女的懷念與愧疚。當時，兩岸關係不像現在開放，父親是個謹慎的人，他不願因為這件事，影響到我的工作與母親的感情。這種矛盾掙扎心情，
一直延續到他去世。我常感覺，父親的痛苦，何嘗不是國家悲劇的一個縮影！
1983年趙麟父母親遊華府與趙麟妻兒合照。圖／作者提供
外交生涯期間，我常與美加兩國政界友人談及「兩岸關係」與「中國問題」。我的若干看法，外國朋友在聆聽之餘，大多覺得頗能認同。其實他們不瞭解，我所講的，不僅是學理研究或工作心得，同時也是有血有淚的親身感受。
父親在家鄉的元配，因為多年積勞成疾，不幸於1988年去世。與父親生下兩個女兒，分別名喚玉環與玉佩。她們幼年時在孤兒寡母、又被歸類為「黑五類」的情況下，備嘗艱辛困苦。由於不能謀職，她老人家只得在家做原始的紡紗粗活餬口，慘澹著養育二個女兒。兩位姊姊求學也是處處碰壁，被逼得遷往寒冷的東北，找尋肯收留她們的學校。她們生長的過程，就像冬雪中的蓓蕾，孤獨地掙扎。當年每逢想到此處，我就禁不住為之心痛。
兩位姊姊離鄉後先後在濟南與吉林成家，而且都有孫子女。父親過世後，母親不但不計較以往，並秉承他生前的遺願，特別於1991年首度回到山東故鄉，探視她從未見面而且無骨肉關係的兩位女兒。母女聚會，悲喜交集。難能可貴的是，兩位姊姊遺傳自父親仁厚心性，不但從未責怪父親，而且對待母親如生娘一般，禮遇有加。其後，她們的子女成婚，還特別請母親以「姥姥」（外婆的北方稱呼）身分蒞臨觀禮。妻賢女孝，父親地下有靈，當可含笑九泉矣。
2013年秋天，我偕同內人專程親赴父親故鄉山東菏澤市曹縣掃墓與探親，先叔（父親之弟）長孫、青海省台辦主任趙勇陪同前往，兩位姊姊亦撥冗返鄉會合。我畢生首度與親族聚首，看著布滿風霜的每一張臉，激動不已；尤其與兩位姊姊擁抱時更是泣不成聲。給先祖掃墓時，我特別向被父親遺留家鄉、天人永別的「大媽」，代父跪請寬恕。在她老人家墓前，我緬懷他們當時牽累於國家分裂的悲劇命運，淚如雨下。
父親與母親結縭四十年，在我們子女眼光中，是慈父嚴母的組合。母親性格剛強外向，與父親的溫文內向恰成對比。父親在言語上雖較顯「弱勢」，但在飲食習慣上，卻希望母親常做麵食，倚賴甚深。兩人的感情，可以說是歡喜冤家。
父親去世前一年，曾因病住院一個月，對於年輕時常自誇體健從不服藥的他，自然是一打擊。出院後精神恍惚，常常靜默不語，令人睹之心酸。有一日我開車陪他赴醫院作例行檢查，他在車上打破沉默，突然抓著我的手，以企求的眼神對我言道：「要多照顧媽媽」，令我愕然。他老人家翌年不幸猝逝，但是這句遺言，一直縈繞在我心中。侍母，不僅是人子應盡的孝道，而且也成為我對父親的一個莊嚴承諾。
本文轉載自《把一手壞牌打好》（聯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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