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進修 獲益良多
我在擔任精神科醫師期間，曾有兩次出國進修的機會，對我來說都獲益良多，因此我覺得年輕人若有出國進修的可能一定要加以把握，因為不只是自己的專業領域可以學習到很多，對不同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體驗，確實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培養更多元的思考模式和反省。
第一次出國進修是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總住院醫師之後，我有機會申請到日本的武田獎學金，可以有三個月時間前往日本考察各地的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以及社區照顧精神病患的實況。當時是1981年，我31歲也是人生第一次出國，台灣還在戒嚴時期，出國要經過層層關卡審核，在機場行李檢查時，我甚至被特別「禮遇」被大搜身，大概也與我的安全資料有關係。我在日本期間除了白天去拜訪日方安排的各種不同類型精神醫療機構，參觀日本各地醫院精神科，也看了不同都會型、鄉村型的社區精神保健服務內容，我和台灣的精神醫療做了相當深入的比較，寫了完整的報告。特別印象深刻的除了已經介紹過的「家屬聯合會」的貢獻，還有讓我感動的是許多志工投入社區照顧精神病患的行列。在1980年代，不管日本或台灣，其實醫療專業人力都還相當不足，尤其是精神科的社工師、職能復健師、心理師都非常缺乏，所以要讓病人回歸社會的社區精神醫療照顧，除了政府的預算、設施之外，人力上若不動用社區資源，特別是志工的幫忙，就很難落實讓病人回歸家庭和社區的目標，這方面我看到日本做得比台灣好，有相當值得學習的借鏡！
除了白天的專業領域學習之旅，每天晚上更是我最快樂的時光，有時候日本的精神科醫師會邀請我去居酒屋暢飲聊天，東南西北無所不談，可以了解日本和台灣社會的差異，而對日本飲食我是很能習慣且很享受；更多的機會是我會和日本的台灣鄉親見面，了解海外台灣人的想法，也交換彼此的意見。那一年正好我在台灣就熟識的台大歷史系鄭欽仁教授利用休假回到東京大學研修，加上鄭教授的學生張炎憲也在東大讀博士班，我們三人晚上常相邀，去找東京的台獨人士，如史明、黃昭堂、許世楷、張國興、連根藤等，我對這些海外台灣人運動的前輩終身堅持的理念深感欽佩，他們都很關心台灣的前途，也很想知道我們從島內出來的人有甚麼看法？我也很高興從他們那兒看到很多海外台灣人的出版品、刊物、書籍，當然那些都是在台灣被查禁的資料，所以，我在日本期間覺得很過癮，可以看到很多台灣看不到的東西。當然他們也都會擔心我的安危，再三提醒我不可帶那些書刊回台灣，以免在機場通關時就闖禍！
在日本期間，我也結識了林銀女士，她是東京日語學校的創辦人在東京主持該語文學校數十年，所以照顧過很多台灣留日的學生：她先生姓洪，是很熱心的台僑有商社及餐廳，經常招待台灣鄉親在他們的地方開會或用餐。後來林銀女士還擔任《台灣文藝》在日本的聯絡人，在日本幫忙推廣《台灣文藝》增加了很多訂戶。甚至後來我擔任立法委員時，我和彭百顯、許添財、陳光復、蕭裕珍、陳文輝等立委組成「新國家連線」，還曾透過他們夫婦安排前往東京拜訪日本國會議員，並和當地台灣同鄉會面，我很感動這對熱心的海外台灣人夫婦，多年來默默為台灣的奉獻和付出！
留學柏克萊 受震撼教育
第二次出國進修是1985年，我已在北醫擔任精神科主任並教書幾年了，我當時覺得要教學相長，有必要再出國進修，就申請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去讀碩士班，當時是選擇「行為科學」研究所，因為覺得和精神科較有關聯。要正式讀研究所當然先得考托福並申請學校，我當時已經從醫學院畢業十年了，雖然作精神科醫師常常讀外文雜誌及書刊，在醫學院教書也必須有研究論文用英文發表，所以讀寫沒有問題，可是說和聽就幾乎沒訓練，我常自嘲說每天講台語聽北京話，怎麼可能去考托福的聽力和口說？但因柏克萊大學看到我的經歷已經是醫學院講師和醫院精神科主任，所以沒看到托福成績，就通知我准予入學；等收到我托福成績560多分，他們嚇一跳，就打電話給我的推薦人，問說這學生英文ＯＫ嗎？幸好推薦我的三位教授都說ＯＫ，所以我還是順利前往柏克萊了！
但是令我震撼的是，第一堂上課，我就發現老師所講的，我大概只聽懂百分之三十，只好睜大眼睛拼命看老師嘴巴，想看老師到底講甚麼？一堂課下來，眼睛好累，又沒聽懂一半。更驚訝是我發現有一盲人同學牽著導盲犬來上課，她眼睛看不見，卻都聽懂老師講的內容；於是，我寫了一篇〈我是一個殘障者〉的文章寄回《自立晚報》刊登，意思說我雖然耳聰目明卻聽不懂，而盲人眼睛失明卻比我更能了解老師所說，可見人是否殘障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大腦功能能否發揮潛能。就這樣我開始每周寫一篇〈柏克萊沉思〉的文章，在《自立晚報》連載一年後出版了這本書，把在柏克萊所見所聞、美國教育對我的衝擊、美國公共衛生、醫療制度和台灣的差異、美國的校園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給我的反省，……都是《柏克萊沉思》的內容，這本書當年竟然暢銷超過十版，真的是留學帶來的意外收穫！
柏克萊是美國非常出名的自由學府，嬉皮、反越戰、黑人民權運動都是從這兒擴散到全美，每天校園內示威、靜坐、演講、電影，各式各樣活動令我大開眼界；課堂上老師的批判性和反主流思想也令我震撼，像我的人類學老師第一堂課就問：「醫生對人類健康有貢獻嗎？」我社會學老師就問：「加護病房對疾病照顧有價值嗎？」真是讓學醫的我從沒有想過的挑戰，但這樣的思想衝擊確實帶給我更多元思考，並學會尊重不同專業領域的貢獻，也體會到民主社會多元價值教育的重要。我從柏克萊學到的視野拓展，對日後自己教導學生或從事社會運動及人權工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留學柏克萊期間，每周寫一篇〈柏克萊沉思〉的文章，在《自立晚報》連載一年後出版了這本書。圖／陳永興
巡迴北美演講 鼓吹台灣人辦報
在柏克萊期間，我也是每逢周末或假日就拜訪當地台灣同鄉，和他們聚會討論共同關心的台灣將來！在舊金山灣區的台灣同鄉都和我建立了很好的友誼，特別是當時在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張富美和住在聖荷西的陳芳明，我們幾乎每周都見面交換意見，他們都是《台灣文藝》的海外聯絡人，也是我1986年要回台前告知要平反228的海外聲援者。而當時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學會的創始者廖述宗教授，雖然人在芝加哥大學，但對我在柏克萊的進修非常關心，常和我聯絡，甚至給我獎學金鼓勵我；而彭明敏教授當時人在美國也很關心我返台後的安危，當他知道我推動228平反，而國民黨想要抓我時，他以FAPA的會長去請美國國會舉辦「台灣人權聽證會」邀我報告，讓我得到一些聲援，可說是非常支持我的前輩。
我在1986年獲得碩士學位要返台之前，受到各地台灣同鄉會和夏令營的邀請，我曾巡迴了北美各大城市做了二十多場演講，當時演講主題就是鼓吹台灣人辦報，並做有文化覺醒的第一流台灣人。我在洛杉磯演講時向台灣同鄉挑戰：「如果連台灣人的報紙都辦不成，還一天到晚看聯合報系出版的《世界日報》，那台灣人說要獨立建國有可能嗎？」「台灣人從文化上要覺醒，做第一流的台灣人，才能建立有尊嚴的國家！」當時受到挑戰的企業家吳西面先生率先響應，願捐出百萬美金創辦台灣人報紙，後來各地海外鄉親熱心者紛紛加入，終於催生了海外台灣人的《太平洋時報》。當我巡迴至堪薩斯演講時，住在學長吳樹民醫師家，也拼命鼓勵他返台接辦其父親吳三連所創辦的《自立晚報》，沒想到吳醫師樹民兄後來真的結束在美國的醫業，回台灣投入自立晚報行列，這兩位都是被我連累的受害者，他們為台灣人的犧牲奉獻，值得台灣人給予最大的肯定！
太平洋時報創刊號1987.6.13。圖／擷自太平洋時報網站
2011年訪問太平洋時報合影，前左起:李木通、陳永興、吳陳信愛、林衡哲；後左起:林文政、陳隆、賴慧娜、陳惠亭。圖／擷自太平洋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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