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內壢北上的區間車預計九點整準時啟動。我與母親頂著春末艷陽，沿著泥灰色的月台並肩疾行，趕在最後一分一秒跳上最末節車廂，然後迅速地揀了個足以容納兩人的位子坐下，一面等待火車離站一面順著絲微紛亂的呼吸，直到空調稍稍蒸發髮際涔涔汗水，才感受到空曠車廂內的舒適愜意。
約莫前年七月中旬，出於經濟上的考量，父母決定放棄租賃狹小、生活品質不佳公寓，搬離街景繁華的台北市區，來到閒置十多年位於內壢火車站附近的社區自宅。起初少了捷運、公車這些便捷的交通網絡，我這個被台北物質設備慣壞的城市小孩只懂得抱怨，並不明瞭其實最辛苦的是身旁那個上了台北還要騎著機車四處打掃討生活的母親。
我轉頭望向她，習慣性地問道：「媽，今天是做哪一家？」當下，我沒意會到這句話在公共場合將挑動她敏感的神經。她忽然板起臉，要求我別在火車上提起這類話題，我淡淡地「喔」了一聲，眼神飄往對座的窗外光景，腦海裡閃過一段不那麼令人快樂回憶……
國小三年級的暑假結束，新的學期在繁瑣的資料填寫中開始。晚上用餐時間結束，我拿著幾張空白的學生資料表推到爸爸面前，他叨唸了幾聲不甘願的話語，同時將自己與媽媽的相關資料填寫上去，就在填寫到母親職業欄的時候，他頓然停下手中的原子筆，很有默契地與坐在一旁的媽媽面面向覷，用閩南語問道：「這要寫啥？」媽媽自嘲地撇嘴哼笑，爸爸則在資料表上留下了空白。
隔天下午自習課時間，導師用清亮嚴肅的音調喚起我的名字，我起立並瞥見她桌上一大疊學生資料，揣想著發生了什麼事情，是不是跟爸爸昨日留下的那欄空白有關？果不其然，導師劈頭就問道：「妳媽到底是做什麼的？」老師的疑問也正好是我心中的一大問號，印象中從媽媽大病初癒後的那年起，她透過鄰居朋友的介紹，找到幾家每週時間固定的打掃工作，從此開始了在台北市區內奔走的「鐘點管家」生涯。可是，那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這樣的工作該稱為什麼才好，只是偏著頭想了一下，說出了最符合自己觀念的答案：「打掃的啊。」
此話一落，我聽見同組鄰座的男同學爆出一陣哂笑，他直指著我說我媽是倒垃圾的，接著，又從「倒垃圾」衍生出其他譏笑的名詞。的確，「倒垃圾」也包含在媽媽工作範圍內，但他嘲諷方式著實激怒了我，而憤怒的面具下則是從未有過的羞辱感，為了撫平這樣的情緒，我選擇對那名男同學爆粗口。這件事像焦黑汙黃油漬般沾黏在我的主動脈上，過了幾年以後才慢慢地被擦抹掉，只是在極少數的場合中，我依然能從自己或他人話語裡，嗅到那股黏膩、油腥且令人焦躁侷促的氣味。
我不清楚在其他三個兄弟姊妹心裡，媽媽的工作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作為最親密的家人，我們理所當然地將砲口對外，捍衛著母親辛勞工作該得到的尊嚴與光輝。當別人問起這樣的話題，我們都能很能很直接坦蕩的告知他人，久而久之，這樣開闊的對應方式，逐漸內化成自我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至於心裡更深層的部份，我必須承認，它還是那般敏感脆弱，彷彿多生出了一雙眼，從幽暗的洞裡觀察著他人的表情、反應，抓住那一點點可能出現的鄙夷、輕蔑，進而防止它無意中傷了母親。
如同我們這些孩子一樣，社會對家務工隱約卻普遍的藐視態度也影響了母親對自己的評價。表面上，她也許可以自豪地認為那是項正當且證明自我能力的工作，事實上，若要她的後代也從事這類工作，那麼，她是絕對不允許的。我感覺，她藉著經濟能力撐起的剛毅骨架，並不永遠那樣的自信，就像她避免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職業那樣，某種自卑的情緒令她不由自主地想隱藏。
火車在桃園停站，車門開啟時擠進六個外籍勞工，清一色都是女性。她們有著黝黑的皮膚、烏黑水亮的秀髮和深邃的輪廓，不消說，這樣的外貌與他們操持的異國語言，人們理所當然地認定她們是印傭或菲庸。我側耳聆聽著她們談笑風生，用的全是自己國家的語言（或許也參雜其他），幾個人在行進的車廂內圍成一個小國，旁若無人。
舉家搬往桃園以後，我經常能看到外籍勞工群聚的景象。一開始還不能適應，尤其走在桃園火車站的地下道，看著來往皆是陌生的臉孔，往往產生莫名的恐懼感。這感覺如《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中作者藍佩嘉引用的一句話：「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線被入侵，並翻轉了『自我』與『他者』的位置。」（Yeoh and Huang 1998：593）通常我會加緊腳步，逃跑似的狼狽回到地面——屬於「我的」、「熟悉的」國度。
在那段不適應的時期，我從不加思索自己的眼神之於他們是否無禮，無論生澀的覷望或是好奇的探頭，其實都是一種侵擾。經過幾次與外籍勞工目光交會的經驗，我能從那深邃的瞳眸中捕捉到退縮、疑懼、迴避然後是一絲怏怏不快。這時，我便趕緊將眼光退回審視自己、反問自己方才用了什麼樣的心態去看待這樣的人群？
比起我的母親，這類家務移工們更無法在這陌生的國度裡武裝自己。因為與生俱來的膚色和慣用的口音，都被人標籤上特定的、階級低下的工作。這樣的標籤，致使她們的血統也受到質疑，當然這樣不合邏輯、不符道德的心態將不會流於表面，它僅可以悄然潛入人們心底某個不被照耀的陰暗角落，伸出一雙手拉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藍佩嘉教授在書裡提到的「權力」問題，影響著從國際到個人之間相對待的模式。就我的認知而言，「權力」是來自群體的共同意識，它並不屬於某個高高在上的個體，而是人與人之間為了維繫關係而逐漸產生的約束力量，他之所以看似有個極高地位主宰者或推崇精神，則是群體為將這樣的約束力合理化的一種表現方式。「權力」的宰制如同一張巨網，張羅住幾近全數的魚群，偶爾它會放走幾隻漏網之魚，網中的魚身處在絕對多數間感到安適自得；網外的魚卻眼看死亡降臨而驚懼不安。
當人們全然默許「權力」影響自身思考、行為後，便無法對社會既有的尊卑高下視而不見，自認為相對高貴者不自覺地俯臨睥睨，自貶為卑微者往往自然而然地將自己矮化下去。我從母親身上看到以避而不談作為保有自信的一種偽裝，因為我們親密的關係，我可以了解她如何在眾人間保持不被矮化的身段，或用經濟能力證實自我的價值。我看見她辛苦支撐著自己，所以對《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中某些雇主對本地「鐘點管家」懶散、自我、愛抱怨……等等惡習不能苟同。
反觀書中著重的「家務移工」，我不禁要投以同情的眼光——即便那並非必要。透過《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一書，我了解到冷硬的政策下，那些消極抵抗的柔韌靈魂，竭盡力氣也多半不能達成夢想。她們隻身來到台灣或其他地主國，靠著群聚的力量得到些許安全感，就如同車廂裡那些外籍女子一樣，她們的膚色、輪廓迫使她們的身分、階級必須赤裸裸的被攤在陽光下受人檢視，再貼上標籤。但因為有同伴的相持，她們得以在這公開的場合裡，以自己的母語暢所欲言，自成一國。這是她們以相同膚色、口音與文化築成保護牆，在這道透明的牆內，她們可以暫時忽視外界的眼光，得到片刻的放鬆。
區間車駛過樹林站，經過一段深邃的幽暗，停靠在台北火車站。車廂在此頓失了大半的人口，其中也包含那六名外籍女子，她們魚貫擠入川流不息的人群裡，身影由突兀到模糊，最後完全隱沒。我被這稀鬆平常畫面給吸引住，凝眸注視良久。她們如候鳥般挾帶著既是弱勢也是優勢的條件飛進了台灣，有的稍作休息成了過境鳥，有的在飛行中失散成了迷鳥。也許未來，他們會成為向我們一樣的留鳥，同在這塊斑斕的海島上啄食、築巢、孵育後代，到了那時台灣這塊沃土將被裝點成一幅柔和的印象派畫作，遙望焉成一體，近觀又別具特色。
火車繼續開往松山，我與媽媽攜手步出了落成不久的嶄新車站。此時此刻，微風煦煦，陽光明燦，同樣的天光下，人們各自擁抱自我的色彩。
※閱讀選書：《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藍佩嘉（行人，2008）
※文章轉載自【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閱讀台灣 探索自己」2010年「大學及社會青年組優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