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香港的「德先生」頻臨危機

「五四運動」，是一個百年話題，又是一個沈重話題，放置在獨立中文筆會香港塔冷通心靈書舍的會場裡討論，是不是顯得寒酸、雕零與鄙陋呢？奈何不了陽光普照的「一國兩制」香港，也落得了彼一時，此一時也，「德先生」的命運與話題，如今也只能屈從於書舍裡的竊竊私議了，可想而知「德先生」在香港也是命蹇時乖，前景不濟……

四月十九日下午，「百年五四留給了華人世界什麽……」的話題，由何俊仁、程翔、廖天琪、齊家貞、梁國雄、蔡詠梅、徐澤榮等展開討論。

「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由來

「德先生」與「賽先生」，是對民主和科學的一個形象稱呼，也是一百年前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兩面旗幟。「德先生」，即民主，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賽先生」，即科學，指近代自然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

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運動期間，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說：因為擁護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簡而言之，「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此成為中國人的向往與追求。可悲的是這漫漫百年之夢，居然一路艱辛與坎坷，「德先生」已熬成了百歲老人，卻依然未能獲得中國的入境簽證。

「德先生」在香港台灣的不同遭遇

香港著名媒體人程翔，以自己長年的觀察與分析，演講道：「五四百年」過去，漫漫長夜，迢迢大路，總不見日頭高懸，陽光普照。中國人民接受「德先生」的過程，一直遭遇專制獨裁政權的阻止、反對與鎮壓，前三十年是遭遇國民黨獨裁政府的阻撓與攔截，後七十年是遭遇中共獨裁政權的迫害與鎮壓，把「德先生」擋在了境外。八九民運，原本是一次迎接「德先生」的機遇，但「六四」血腥鎮壓，留給中國人的是難以忘卻的歷史血案記憶。

「德先生」，猶如天道與人道的合體，是平等，是公平，是程序，是規則，是道義。但皇權與專制，只論皇道與獨裁，從不講公平與公道，這也是「德先生」在中國難以生存的根源，也更是因為在共產黨的天下，絕無「德先生」的生存空間。程翔本人就是那場運動的見證人。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好在台灣從國民黨的威權時期，完成和平憲政轉型，取得了今日的民主成果。台灣政治生態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民主制度已經進入穩定發展階段，憲政法治、政黨競爭、公民社會、多元監督等，日益趨向成熟。台灣繼往開來，不斷進步，與現代國際政治接軌，為中華民族開創了一條新路。台灣的民主選舉，猶如中華民族的政治華表，是天下華人的驕傲。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也是華人世界的民主楷模與範本。

有人說：中國人素質差，搞不了民主；還有人說：中國沒有民主政治文化基因，搞不了民主；甚至有人說：黃種人喜財好色，骨子裡不接受民主理念，搞不了民主；中國人究竟能不能成就民主事業？台灣的民主化是最好、最有力的回答：中國人需要民主，也能夠建成和完善民主制度，台灣是中國的榜樣。

然而，身兼「一國兩制」的香港，卻遠不如台灣，體現「一國兩制」的兩個基本點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也是「德先生」在香港生存的大環境，如今的香港正在討論修法，列出了「誹謗罪」、「煽惑罪」、「非法經營罪」等，以堵截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的管道。而司法獨立同樣遭遇行政介入，所謂的「可引渡罪行」，便是為了體現集權統治。若香港的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被動搖了，「德先生」在香港還有生存環境嗎？還有安全保障嗎？

眼下的香港，「德先生」也頻臨危機。這個世界也面臨「德先生」的大倒退。

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與香港著名媒體人程翔。圖／作者提供

「五四運動」是蘇聯的陰謀

對於「五四運動」是陰謀論一說，大多數與會者是一臉茫然，從何說起呢？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徐澤榮提出了這一說法，他解釋的理由是：

1. 「德先生」與「賽先生」與五四沒什麽關系。

「五四運動」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及包括廣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抗議行動，是一次包括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運動。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國人極度不滿，從而上街遊行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之口號是「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處媚日官員。

2. 蘇聯人曾長期從資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

俄羅斯帝國早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就覬覦遼東半島的旅順港，這是個通向太平洋的不凍港，可供它的艦隊使用。日本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大敗清廷，在「馬關條約」中取得了遼東半島，令俄國大為緊張，聯合德法兩國逼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但是隨後的日俄戰爭（1904-1905），俄羅斯竟亦敗給了新興的大日本。日俄兩國爭奪東北地區的自然資源和戰略資源，已經勢同水火。1917年俄羅斯有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國內一片混亂，幾乎自顧不暇，但是有一點是蘇聯新政府很明晰的認知，要挑起日本人的對華野心，並鼓動中國人的反日抗日情緒，讓日本跟中國打鬥，這樣蘇聯可坐收漁利，保衛與鞏固了自己的東方（遠東地區）。

徐澤榮揣測道，後來的皇姑屯事件、田中奏折等，可能都是蘇聯人暗中策劃的。他的建議是：「關於五四，我們要紀念它的進步意義。但是，我們也希望要弄清歷史，背後的蘇聯幹了什麽？對蘇聯我們也一分為二。不搞清這些，以後會再碰上厄運。

他調侃道：五四是個很大的事情，我這麽講，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五四這麽神聖，卻成了一個陰謀……

中國是頭沒有「德先生」的怪物

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的觀點，沒有「德先生」只有「賽先生」的中國，如同一頭怪獸。她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科技發展十分迅速，電子電訊工業在許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沿，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方面，幾乎有超前其他工業國家的趨勢。」……但是「歐威爾《1984》裡的場景出現了，每個公民的一舉一動都在政府的監控之中，言行舉止，消費習慣，交友看病都在鏡頭之下，更別提在社交媒體上發的牢騷，開的玩笑，寫的文章，天羅地網，盡在公安國保的眼皮底下。每個人都是透明人，每個人的資料都在那張社會保障卡上，一張塑料卡就是你的聲譽、信用、你的前途希望，生老病死，一生命運都在上面。這是什麽滋味？」人的尊嚴、自由與獨立又如何體現？

她指出：「我們的世界的確已經進入了數據化時代，『賽先生』的幽靈在中國大地徘徊，它掌控一切，窺視一切，幹預一切，判決一切。可怕的是『賽先生』只是一個面具，面具後面是專制獨裁老大哥。沒有『德先生』只有『賽先生』的中國，將是一頭噬人怪獸。」

大律師何俊仁認為：中國也沒有「賽先生」，沒有科學，只有技術。這些年來，中國好搞「山寨版」，模仿與抄襲發達國家的技術，而不是立足於自我研發的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兩個基礎，沒有「德先生」，「賽先生」缺乏規則、法律保護，自然被「山寨」與「野蠻」所取代。

到底如何看待「五四」

對「五四」運動的質疑，不僅是徐澤榮一家，還有更多的說法，諸如：中共自喻「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所以就有了「五四運動被共產黨綁架的運動」，就有了「從否定五四運動開始」等觀點。

1. 從運動的發生與形成的判定。如前所說，「五四運動」是一場以學生為主，廣大市民參與的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學生愛國運動」。換句話說，未來的中國仍需要繼續發揚「五四」精神，勇於向專制政權造反與抗爭。

2. 從運動的進步意義來界定。當年胡適與北京大學教務長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其中肯定了「五四運動」的五大成效：一是加強了學生的主動負責精神；二是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註；三是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四是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欲望。胡適後來提出了「五四」運動的核心價值，即體現了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共產黨毛澤東的「拿來主義」，並不能改變「五四」運動的性質——姓共乎？更不能阻止未來中國學生與市民向中共統治者抗爭的權利。

3. 「六四」是「五四」的繼續。正如王丹指出的那樣：「1989年的知識分子，繼承的就是『五四』傳統。從『五四』到『六四』到現在，一條綿延百年的紅線，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推動中國的科學與民主而不斷推動的過程，也是一個百年啟蒙的過程。」

所以說，「五四」運動是聳立著的爭取民主與科學的燈塔，是人民勇於維護自由與獨立精神的範本，決不能輕易地頹然放棄。

正如會場中豎著兩幅字所言：「五四」，漫長的百年，中國人不會遺忘，追求民主與科學之路，我們還在持續；「六四」，荊棘三十年，中國人民不可放棄，推動民主憲政之路，是我們的使命。

盡管這是在塔冷通心靈書舍裡的討論，難免有竊竊私議之嫌，無妨，無妨，有道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