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十年「政治」官司
《新報》走過了16個年頭，但是其中伴隨著一場勞命傷財的官司。究竟是怎麽回事呢？起訴方是一家親共報紙，官司的起源是關於「六四」。
陳維健解釋：每年的「六四」，《新報》總是以幾個版面介紹「六四」真相。而另外一份香港報紙，是站在中共立場上刊文。比如該報觀點：鄧小平的最大功績就是鎮壓「六四」，因為「六四」鎮壓，才有今天大好形勢，經濟發展，社會富裕，人民幸福等。當時《新報》已積累了一批非常不錯的作者，我們布置這些作者寫稿揭露與批判。在這個過程中，兩家報紙開始展開筆仗，這一期我們批過去，下一期他們批回來，這樣文仗幾度來回。突然有一天，我們收到法院的傳票，內容是《新報》不能再涉及對方報紙的任何內容，對方把我們告了。他們列舉了《新報》的4篇文章，指含有誹謗的內容，所謂的誹謗內容，是文中所指「你們背後有中共支持的」，及「這些立場與觀點都是中共的」等。
為此，《新報》將面臨一場「誹謗」官司。維健解釋道：雖然說西方有言論自由權利，但是媒體與媒體之間的「誹謗」官司很難界限與裁定，比如說：《新報》作者批評對方「背後有中共支持」，依據是文章的理論與觀點，與中共政府一脈相承。而法庭要求我們「拿出中共支持的證據」，要求非常具體。
整個官司表面上尋求真理，尋求公正，本質卻是一場經濟實力的絞殺，是雙方律師之間的博弈。對方請的是新西蘭最優秀、最著名的律師，《新報》自然請不起這樣的名律師。
為什麽說是最終陷入經濟戰呢？
對方的訴求是：每篇文章索賠5萬新幣元，四篇即20萬新幣元；我們每次提供文字資料證據（英語），需要翻譯費用；每次出庭費用2千新幣元等，累計十年的消耗戰，我們賠進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金錢，最終《新報》輸了這場官司，以賠償對方5萬新幣元告終。可以說，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拖垮了風雲一度的《新報》。
中共「大外宣」嚴控華文話語權
拖垮《新報》還有另一個原因，即中共的「大外宣」。
什麽是「大外宣」？自2001年開始，中國新聞社（中共國家通訊社）每兩年主辦一屆的「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已先後在南京、成都、上海、重慶等地舉辦了十屆，歷屆論壇均有中共國家領導人出席。記者無國界曾揭露「中共控制世界華文傳媒新秩序」，自2001年開始，中國政府大規模的投註人力與資金擴張國營媒體，以及用簽約、持股、並購、廣告業務等，甚至直接以命令威脅等手段，控制媒體的廣告業務等，以直接或間接地方式，將海外私營媒體納入中共旗下，控制了華文傳媒的話語權。
據陳維健介紹：中共使館要求新西蘭商家：「不能在《新報》刊登廣告，若你們繼續在《新報》刊登廣告，就是支持反共，就是支持反中國。」這樣一來，《新報》的廣告業務便中斷了，這是最後的致命一擊。海外華文報紙，通常是免費的，是依靠廣告業務收入來維持的，一旦喪失廣告來源，《新報》的生命線便被掐斷了。當然，還有整個世界媒體大氣候的因素，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紙媒不可避免的走下坡路。
《新報》的發展史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爭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在自由民主世界是辦得到的，但在西方世界裏要堅持新聞與言論自由，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陳維健感嘆道：中國的新聞出版，在中共極權管控下沒有空間，可我們到了西方社會，身處自由空間，仍然面臨著中共的打壓，中共勢力滲透，使我們這些在海外堅持民主自由理念的自由媒體，依然步履維艱。
陳維健擔任《北京之春》主編
在陳維健接手《北京之春》主編之前，《新報》與《北京之春》就曾有過密切來往。當時《北京之春》首先面臨困境，斷絕了經費資助，其時《新報》還比較有實力，《北京之春》就把稿件傳真給《新報》，文稿的電腦輸入都由《新報》承擔。自那時起，陳維健已成為《北京之春》的編委，這是《新報》與《北京之春》的一段合作因緣。
陳維健說：五年前，《北京之春》交到了我手裏。現在的《北京之春》屬於電子媒體，或者說是網絡刊物，但每一季度會出版一本《北京之春》文選季刊。《北京之春》是中國海外民運的刊物，目前還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新聞欄目中，每天有更新內容，與整個國際社會、國內新聞、及與港澳台的脈搏緊密相連。
新西蘭朋友思考民運新模式
新西蘭民運加入海外民運圈比較遲，是從辦《新報》開始。第一個赴新西蘭聯絡的是王炳章。據陳維健回憶，1998年王炳章來新西蘭，幫助成立了新西蘭民運組織。
《新報》有了社會影響力。一批作者是《新報》的基本隊伍，同時還擁有一大批讀者，所以《新報》時常組辦各色各樣的討論會，如此基本打下了民運基礎。那時《新報》也會邀請各地民運人士來新西蘭訪問，舉辦各色各樣的演講會，每一次的演講活動，至少都有400-500人參加，規模非常之大。新西蘭民運的低潮，也是在《新報》停辦後，頓失基地。
維健介紹道：四五年前，國內出來一批年輕人，民運群體重新組合起來，新西蘭的民運活動逐步增加，隊伍漸漸壯大，也參與了一些主流社會的活動。經過一個低潮，又重新開始復蘇，在這過程中，有位叫小余的年輕人，非常出色。現在的年輕人，對現行的制度，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而且有切身體會，他們的年齡在40歲左右，可說是年輕有為，為新西蘭民運隊伍輸入了新鮮血液。
小余自我介紹道：抵達新西蘭不久，我參加了不少活動，但對於海外民運運作不夠熟悉。新到新西蘭的朋友，主要是因為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對所謂「新黑五類」的鎮壓。「文革」時期的「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所謂的「新黑五類」指：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這些人紛紛跑到了海外，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慢慢地加入到民運隊伍中。海外民運再次興起，與習近平政權對「新黑五類」的鎮壓是分不開的。另外這批年輕人的特點是，對手機、互聯網等更為熟悉，在沒有組織情況下，進行聯絡，展開活動，也比較順暢。但是也有相應的困難，在海外的民運工作中，沒有核心協調機構，在運作中，或者行動上難以取得一致性，效果不那麽理想。
廖天琪說道：香港的這次「反送中運動」，恰恰是凸顯了去「中心化」，同樣能夠調動全社會的人參加，同樣能夠吸引全球矚目。所以新西蘭民運的缺點，其實不該是缺點，或者是新起點、新模式的開始。
作者和奧克蘭的作家丁強（草蝦，居中者），陳維健和蔡詠梅等合影。
小余介紹道：現在新西蘭的民運工作，一是特定紀念日的活動，比如：每年的六四紀念活動，西藏的紀念日，法輪功的紀念日等，我們都會參加。另外是在國內突發的人權事件時，在海外組織一些響應與聲援活動。其實，海外運動對國內的影響越來越弱，但我有一個想法與建議：海外民運的著眼點應該落在所在的居住國，協助政府、智庫、媒體等，認清中共的本質，及協助反滲透工作等，這對於海外民運組織來說，會更有效果，且能夠立竿見影。
小余的擔憂是：今天世界面臨一個強大的中國，比如像新西蘭這樣的小國，還有比新西蘭大的國家，同樣的面臨如何與一個強大的專制極權政府打交道。當然這些國家有自己的選票考慮，國家經濟利益考慮等，這些國家的政府不可能跟著民運反共反中，如何為他們提供一個現實可行折中的方法與中國打交道，同時紮起籬笆反滲透、反統戰。海外民運有先天的語言優勢，同時又比較熟悉中共的運作模式，可以為西方政府、智庫、媒體提供資料與信息。
新西蘭的民運工作，是在陳維健的主持與領導下，在他身邊總是聚集了一大圈朋友，有事找他商量解決。中國的民主事業，是一項長期的運動，要有持久堅韌的鬥爭精神。陳維健是當地朋友於公於私的領頭人，新西蘭的民主與文化運動工作就是在這樣和諧與互助的氛圍中展開的。（完）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