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時你在做什麼？」或許這問題對大多數網友來說都沒意義，而是要改成問：「1977年時你的父親或母親在做什麼？」但是對那些名人，尤其是媒體最愛追逐的工商業「資深」名人來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怎樣將那些名人推上巔峰的，那些名人也往往會因一句失言而跌下來。
2017年4月11日，全聯社總裁徐重仁出席新書發表會時，被問到現在職場上的低薪困境，興高采烈地回應：「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很會花錢，你到國際機場看，很多年輕人出國，很少看到老一輩的人。」
如果徐總裁的話到此為止，那就只是新聞花絮，但他卻還以自己為例：「1977年我從早稻田商學碩士畢業，在日本工作，起薪僅約9,000元，生活相當辛苦，但仍很努力，統一總裁高清愿無意中發現後，便主動替我加薪6萬。」
這段話見報後，長期迫於低薪之苦的網民立即反彈，蜂湧至全聯臉書留言嘲諷，甚至揚言要發動拒買。全聯這幾年來努力經營年輕族群，竟因總裁自述的這段1977年的經歷而毀於一旦。雖然全聯事後也解釋：「總裁只是希望鼓勵年輕人不要只看短期，只要努力，就會有相對應的報酬。」但這樣的解釋無助於化解風波，最後還是由徐重仁親自公開道歉，6月29日因「個人生涯規劃」向全聯請辭。
撇開徐重仁本來只是要勸勉年輕人「忍耐不計較，好好工作老闆會看到」的本意，他對記者提到的1977年月薪9,000元，在當時可以算是「低薪」嗎？據主計處公布的國民所得統計，當年平均國民所得為45,251元，折合平均月薪是3,771元， 9千元已是人均所得的2.38倍，不能算是低薪了。換另一個角度來算，1978年政府將基本工資調漲為2,400元，徐重仁的9千元是其3.75倍，以今年（2017年）基本薪資21,009元換算，相當於現今的78,783元。
徐重仁年輕時能到日本讀私立大學，家境必然不差；有錢不是罪過，但有錢卻又不食人間煙火，將自己當成低薪族，這就自取其辱了。我們若能有哆拉A夢的「任意門」，回到1977年，當時台灣人的生活究竟是如何？
兩個「5年2班」生的1977年
2011年拙作《你不知道的台灣・國軍故事》剛出版，在NEWS98電台主持〈一點照新聞〉的楊照老師，立即邀大舌頭的我上節目談那本新書，這也是我出書後第一次接到的通告，從此開始了我的大舌頭通告人生。
稱呼他楊照老師，很多人也許不以為然，因為他跟我一樣都是「五年二班」（民國52年，即1963年出生）的，為何要尊稱他老師呢？
其實這也就是我的網路暱稱會叫「小瓜呆」的理由，跟同年齡的人比起來，我還真是個遲緩兒。早慧的楊照老師，一路從建中、台大到哈佛，1990年代初期已是知名作家了。小瓜呆的我卻始終東跌西撞的，退伍後工作了6年，才插班進了中文系。
1994年時，拙作《塵年惘事》在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競賽裡，擔任評審的楊照老師與平路老師大力爭取，使我倖能獲獎。若在科舉時代，我就該算是這兩位作家所提拔的門生了。因此每次見面，我總是按傳統尊稱他為楊照老師。
楊照老師曾與同樣是「5年2班」的香港作家馬家輝、中國作家胡洪俠，合著一本《對照集@1963》。看到這三位「5年2班」，卻在不同「學校」裡成長的好學生，共同書寫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各種有笑有淚的青春期回憶，令我拍案叫絕。
在那次節目訪談後，楊照老師也私下跟我談到1977年我們國二時，屏東那裏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台的「袋屍案」，也就是1970年轟動一時的「三大案」之一。由於當時的受難者美和中學女生鍾×芳，也就讀國二，與我們也都同年，而我剛巧也寫過一篇〈你聽過「瀧觀橋的呼聲」嗎？〉，我們的話題也就從1977年那一年說起。
青少年時的楊照老師，家與學校都在台北市區；而我則是相反，家與學校都在郊區北投。甚至讀五專時每天上學，鄰居都還用台語打招呼說：「入城喔？」或是「去城內？」同年紀的人，回憶起國中時代也有城鄉差距。那麼同年紀也住在同一行政區，甚至同一條街道的人，記憶就會相同嗎？
竹林路的改變：平房VS.公寓
小我4歲的前中時文教記者陳文芬與小說家駱以軍，1977年兩人是小學同班同學，還都住在永和鎮的竹林路，但兩人筆下的竹林路，卻好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陳文芬筆下的永和竹林路是這樣：
「1977年，我家從高雄前鎮區搬到北縣永和，那年我十歲。我們為什麼住在永和？說來很奇怪。父親在軍中換了單位，他竟然沒有先找房子就舉家北上，只聽信一個舊屬的話，把我們一家六口的家俱，塞進三重一個只有舊屬老母親很小的透天厝底層。
父親帶我和妺妹北上，扔下我們就去部隊報到，妹妹還沒上小學，到了陌生環境，爆哭一個下午。母親帶姊弟第二天趕到時傻眼了。我們在一天內搬走到永和，在樂華夜市出口的「狗標」電玩店背後，租了一個房間，捱過一個夏天。有一天凌晨失火，整層樓擠滿像我們一家剛從中南部北上的外移人口，我們逃出來面面相覷，彼此的臉都被黑煙薰朦朧了。
開學以前，在住永和的表姐幫助下，找到永和竹林路的獨戶平房租屋。因為有個很小的院子，母親開始替學生剪髮。初期剪一個5元，那時一枝原子筆5或7元，替學生洗髮的熱水還是燒煤球生火。姐姐在後院燒水倒水時燙傷一隻手臂，整層皮膚燙壞了。」
另一位也是外省籍，但從小也不住在眷村的作家駱以軍，在他的《紅字團》、《降生十二星座》、《月球姓氏》、《妻夢狗》、《遠方》等著作裡，也都能看到1970年代永和鎮竹林路的風景。當時駱以軍的父母已買下竹林路的房子，他在演講〈狗臉的歲月〉裡提到附近平房被改建為公寓的過程：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我現在四十幾歲，我在講的時候是想塗描出我個人失落的已經回不去的那個美好時光。我們那時候永和的巷弄，有一些日本式的老房子，所以我在國中有段時期，我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穿過那些像十二指腸的巷弄，很混亂的那個巷弄，那從日本時期就是一些日本宿舍，應該是日本糖廠或是木材廠的宿舍，可是全部都賣掉，全部都挖地基，所以我有段時間就跑到這個空屋子裡跑進去冒險。
然後這裡被挖地基，被蓋成一棟一棟，也不是大樓，蓋成四層樓五層樓的公寓，那這些公寓，當時沒有規劃好，所以是擠在一起的，然後也是比較窮的，不是很有錢的人在住。永和現在房價很好，但當時是沒有錢住台北市的就住永和，所以那些房子都是像峽谷裡面擠壓在一起。」
豆花麵線VS.流浪貓狗
陳文芬筆下的竹林路鄰居是這樣的：「當年竹林路75巷的平房鄰居，有不少人是北上討生活的人，住在我們背後，也叫阿美的阿姨開檳榔攤。但是她從來沒吃過檳榔，不知她在鄉下做什麼事。
阿美常介紹朋友來，有一個開豆花攤，但是他從來沒有做過豆花，他練習的豆花作品，我們三家人的孩子吃了好久；還有一家做蚵仔麵線的也是相同情況。有好幾年，我都沒有吃豆花和麵線的胃口。
我在永和竹林路的生活回憶，跟我小學五年級同學駱以軍的版本完全不同。真的很有趣，我們明明住在相同的地方，讀同一個班級，可是我們認識的鄰居，卻是完全不一樣的階級。想起那一盆盆搬來我家，根本無法下嚥的豆花麵線，1977年很快就過去了。
20歲以後我搬到安樂路，38歲有一天，我重回安樂路找我舅舅，忽然在那個漫長無際的深巷，一部開過的小貨車頗有年紀的工人大喊著「小芬，小芬。」一直等到貨車走遠了，我才認出他的聲音與他的臉，那部小車子是在永和地區給軍眷送糧的。
父親一生沒有分到軍隊的房子，我們一直是租屋，那個工人送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糧，都能叫出每家孩子的名字。（這個竹林路的故事，駱以軍不會知道。）1977年的竹林路75巷，散住著沒有分到房子的軍眷也不多，都是個別來租房子，生活最好的鄰居伙伴，就是阿美那種很講義氣的女人。
1977年一般台灣百姓的生活，多半刻苦奮鬥，也多半樂觀合群，有一種向上之心。那時候的人心很純樸的，也多半很快樂的。我回永和竹林路的路口，很多攤販的位置我還記得；但不期然遇見送糧阿叔的日子，也已經過去了。」
駱以軍對竹林路的敘述則另有一番風味：「我不是在眷村長大的，而是在永和。永和這個小城八成都是外省人，大家彼此疏離。在永和經常會迷路，不是因為這個地方多複雜，而是在於它沒有任何特徵。小時候在巷弄裏走，走著走著就迷路了，讓人絕望。
穿過這些十二指腸的巷弄，然後房子還不是蓋成高樓，房子是矮簷的日本式房子，有時候我會走過一條很像眷村，很小一戶一戶都很小，那時候他們會怕小偷，這種平房會怕小偷，所以他們就會在那上面弄很多汽水瓶或啤酒瓶，破掉的，打破的玻璃，用水泥豎在那個牆上，可是那牆上會有那種日本式的房子會有的貓經過，非常自在。
在路上你常常會看到有野狗，可是大家不會大驚小怪，不是那時候的人比現在的人好，是那時候的城市裡沒有擠壓這麼多的人，那個空間的承受度不同，沒有這麼多的人，所以可能那個空間距離，讓你覺得在空間裡有流浪狗在移動沒有什麼關係。
我小時候的永和，牆上一定會有隻貓在那邊走，我覺得我談的可能不是動保，我談的反而是一個人本來其實在一個栩栩如生的空間裡，這個空間裡不只有狗，我家的院子裡，有貓也有鳥，各種鳥，有樹，各種樹。
我家隔壁有這種平房，現在我們永和的老家是我們那個弄子裡唯一還留的，其他的早就改建，大家都想把它改建成樓房，只有我家像個很奇怪的凹窪在那邊，那我媽的院子，我爸已經不在了嘛，就那個院子還會有些鳥、麻雀來。」
不同視角下的眷村
即使同是外省人，也不住眷村，對於同一個地方，仍有著完全不同視角，我住的北投也是這樣。我的童年印象也是父母租屋住在本省人社區裡，外省人即使是軍人（有眷），能分配到房子的也是少數。但有些黨國恩蔭子弟，擁有經濟與文化上的優勢，讓全台民眾的刻板印象就是「外省人來自眷村」，一見面就要跟我們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結尾，替另一個外省第二代作家蔣曉雲派了一戶眷村的房子。但蔣曉雲從不曾住過眷村，2014年5月2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此災何必深追究〉，蔣曉雲描述她的父親蔣勝恕因：
「有個湖南老國代叫裴力之，安鄉人，覬覦同鄉妻子美貌，就舉報別人是匪諜，打算先陷害丈夫再去追求。結果同鄉會發文撻伐，他只好撤告，結果被誣告的照樣抓去綠島關，一世不得翻身，他自己倒吃香喝辣，萬年國代當到壽終正寢，亂世那個什麼天理報應？」
結果〈此災何必深追究〉在中時刊出後，裴力之的後人卻真的去追究，他們到台北地檢處對蔣曉雲提告，幸而經北檢調查後不起訴，還了蔣曉雲清白。原來當初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裡，雖未載明裴力之是為了追求蔣妻而檢舉，但明載當年的檢舉人確實就是裴力之，不解萬年國代裴力之的後人為何要提告來自取其辱？後來朱天文也在與蔣曉雲的對談時說：
「我們『三三』時期，《擊壤歌》裡那種『天然的愛國』，或《淡江記》裡那種中國之思，對她（蔣曉雲）都不存在，這個差異真的是其來有自。」
或許是因為蔣曉雲跟我一樣，先父唯一住過這個不義黨國恩賜不要錢的房子，就是青島東路3號的保安司令部軍法看守所。不過讀了陳文芬童年時租屋在永和竹林路的經驗，發現相對於其他那些眷村外長大的外省孩子，我們也都還算幸運。
童年時父母雖然沒自己的房子，但家庭還是健全的，只是窮一點而已。我訪談永和的豆漿店與麵攤，還有老兵共妻的。老兵一起租屋，一起做生意，到最後合資買智障女共妻。共妻在眷村裡也是絕對禁忌，在農村裡也是。但對那些邊緣人來說，卻是弱弱相濟的理性選擇。
1989年環南市場老兵賈宜忠，智障的妻子生了8個兒女，多有輕重不一的智障。最後有自閉症的兒子賈志強，入伍前帶著另外3個弟妹跳樓自殺。陳文芬也回憶說；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有一個阿姨住在我們前面的公寓，他的丈夫比我父親官階高一大截，家裏孩子也只有兩個，生活負擔並不大。但她滿面愁容，兩個孩子也是很憂愁的樣子。有一天，那位阿姨走到河堤邊上，再也沒有回來過。
我從小到大，一直跟本省的鄰居舅舅生活在一起，我唯一認識的外省人是我父親。透過那個自殺的上校太太一家人，使我對軍眷的生活印象，總是十分悲傷的，但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們家也是軍眷。」
可惜的是我與陳文芬，也都還不是最底層的外省第二代，我們用記者或文史工作者身分所描述的他者經驗，與實際還是有距離。無奈當事人受限於教育程度（更難啟齒的是他們的父母婚姻多有問題，外遇甚至亂倫的比比皆是）他們也寧願隱形，這一塊眷村外底層外省人的生活經驗，或許就這樣永遠、永遠地被埋進深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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