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認為美國多年來的外交政策是走現實主義路線。所謂現實主義，最典型的說法就是 19 世紀英國外相 Palmerston 說的 “ 英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以共同利益作為外交政策的支柱，不只是現實主義的觀點，也是我們傳統外交工作的基本概念。一位資深外交前輩在講述他的外交生涯心得時就說過：外交工作的竅門，就是找到兩國間的共同利益，然後設法增進加強，如此凡事就會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然而，前幾天兩位美國政府高層的演說，卻提供我們另外一種視野。
美國國務卿 Pompeo 前天在南太平洋高峰會議上公開說 “ 台灣是一個民主成功的故事，一個可靠的夥伴，對世界是一股善良的力量。”，呼籲南太友邦繼續支持台灣。
善良、價值觀 成為外交政策關鍵字
以善良，而非利益，作為籲請友邦繼續支持台灣的理由，讓人感到新鮮，仿彿空谷足音。善良，這在哲學課堂才會聽到的詞，居然成為外交政策演說的關鍵字。
無獨有偶，美國副總統彭斯 2月16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說，也提到有如哲學性思考的一段話：
當前時代面臨的最基本問題是：
1. 是否有生存意志？
2. 是否對我們的價值觀有信心？
3. 是否對我們的人民有足夠的敬意，並為他們守護邊境？
4. 是否有足夠的願望和勇氣來捍衛我們的文明，當它們遭到某些人惡意顛覆和破壞時？
從小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我們，對善良、生存意志、價值觀、文明，這些詞應該還算熟悉，但是放在外交場域中討論，就感到陌生。在生活經驗中最親切的字眼，突然間變得最難把握。怪不得蘇格拉底要說 “ 哲學的起點，在於認識自己”。
一個人或一個國家，若凡事以利益至上，在追求利益時，難免有一時見錢眼開，或見樹不見林，作出愚蠢的決定，或耽溺於美好的幻想中。但另一方面，人或國家在逆境中，也往往能擺脫他們的惡劣環境，發揮智慧、自信、善良、勇氣等高貴情操，克服命運的嚴苛考驗。這兩者的對比，不斷反覆出現在文學與戲劇當中，一直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核心。偉大的小說家和劇作家，在人文主義傳統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提醒我們要看到這些對比和可能性。
回顧美國的歷史，也曾出現國家利益和人文思考兩種路線的激烈衝突。1948年以色列在英國託管到期，打算宣佈獨立前夕，國務卿馬歇爾以承認以色列獨立，會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為由，堅持應先交由聯合國託管。這與杜魯門總統先前對猶太領袖Chaim Weizman (後來出任以色列第一任總統）的承諾牴觸。馬歇爾始終堅持己見，甚至違反行政倫理，當著總統的面掠下若承認以色列，總統大選他那票不會投給杜魯門的狠話。杜魯門於是略過國務院，由白宮直接發佈承認以色列的聲明。杜魯門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充滿著濃濃的人文主義情懷：
1. 自年輕時起，就痛恨不寬容與岐視；[/nop]
2. 同情戰後幾百萬猶太人無家可歸；
3.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讓他感到震撼；
4. 英國 1917年外相 Arthur Belfour 發佈的 Belfour 宣言，承諾英國託管到期後，將協助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
5. 他相信舊約聖經所述，猶太人對巴勒斯坦有歷史權利。[/nop]
由於杜魯門總統的堅持，美國在以色列宣佈獨立當天，搶先承認，以色列因此生存下來。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佩服杜魯門總統的勇氣與智慧，但我們也看到過去幾十年，美國的外交政策欠缺這樣的勇氣與對夢想的追求。
但願彭斯副總統和 Pompeo 國務卿的演講，能為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重新注入人文主義的理想與熱情，如此，不只對台灣，對全世界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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