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斷頭台》讀書心得
2014年5月21日，鄭捷於台北捷運上隨機殺人，造成4人死亡，24人受傷，其兇殘冷酷震驚全台。隨著鄭捷遭到起訴，廢死與否再次成為熱門的議題。我思索，這樣一個殘暴的兇手，在他的身上幾乎見不到人性的蹤跡，接受死刑應該是唯一的結果。那為什麼這個社會仍有許多人支持廢死呢？
回到六十年前的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謬現身說法。許多人反對死刑是基於人道主義，但卡繆不是這樣想的，他的觀點可以說是以社會的功利為出發點，他要證明的是，死刑不僅無法杜絕犯罪，反倒對社會有負面的效果。
首先，卡謬認為私下處決罪犯無法達到嚇阻的效果，故死刑有公開執行之必要。但即使公開執行死刑，卡謬仍然認為其效不彰，因為殺人犯跟我們一樣都是平凡人，只是出於盛怒、或是一時鑽牛角尖，無法度過心中的關卡，才會著手殺人的，就像是兩面鏡子，一面光滑平整，晶瑩剔透；另一面扭曲變形，生滿了鐵紅的鏽斑，雖然在兩面鏡子中不會看到相同的像，但其實原物體是相同的。
不可否認，死刑是一種極端的刑罰，它會勾起我們心中最深沉的惶恐。但弔詭的是，人類的情緒卻有可能戰勝求生的基本慾望，培根說的有理：「世上沒有微弱的激情，它的強度必定足以面對、甚至克服我們對死亡的恐懼。」一個更加崇高的目標，像是對某人的愛、對自由的狂熱、或是憎恨、貪婪、嫉妒，足以讓我們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卡謬認為公開執行死刑不只無法嚇阻犯罪，其血腥殘酷的過程可能引起觀刑人的負面想像，進一步觸發犯罪，總而言之，卡謬認為公開執行死刑不僅無法阻止犯罪，對社會還是有害的。
當死刑失去嚇阻的能力，那它真正的名字就是報復。卡謬說道：「這不是出於理性的原則，而是種特別暴力的情感。以牙還牙屬於自然而直覺的層次，而不是律法的層次。」律法應該是用來糾正人類衝動的情緒，並給予其相等的懲罰。若代表正義的律法都沾染上情緒，那這個社會如何能夠有秩序呢？
在這一點上，我卻認為判處死刑應該是課予罪犯等比例的處罰。康德曾說：「謀殺者必須死。在司法體制中沒有任何其他的刑罰方式能夠滿足正義的要求。無論活著如何痛苦，其價值遠超過死亡，二者無法相提並論。私人復仇無法平衡謀殺犯罪在正義上的虧欠，唯有透過司法體系處決罪犯，才能夠達到平衡。」應報理論的價值觀在這段話中很完整的體現。因為生命的不可挽回性，其價值肯定是無法實質化的，那想要彌補缺損的正義，只有處決罪犯，社會才能夠返回犯人犯罪前的正義狀態。死刑或許不具備完全嚇阻犯罪的功能，但並非卡謬眼中原始的、情緒化的行動。
再來，卡謬表示這個世界沒有絕對正義的完人，每個人都會有偏離正義的時刻，他說道：「正因為人性並非全善，所以我們之中沒人可以充當絕對的審判者，去宣布要徹底殲滅那些最惡劣的罪犯，原因就是我們裡面沒有人可以聲稱自己絕對無罪。」整個司法制度，從陪審團、法官一直到法庭、律法，沒有一項是絕對完美的，而我們卻要利用確實存在的缺陷，來裁決生和死這樣無可挽回的事情，豈不荒謬？
關於法庭和審判的荒謬性，卡謬在自己的小說《異鄉人》中有深刻的詮釋。故事的主人翁莫梭在灼熱的海灘上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但由於出事前，他的母親在養老院去世，莫梭在其母埋葬的翌日，即前往海濱，和女友瑪莉發生關係，又看了一部喜劇電影。法院即根據他在亡母靈前的冷漠行徑和後來放蕩不拘的行為，判斷他本性惡劣，由此宣判他的死刑。有一段敘述特別讓人深刻：『我(即莫梭)的律師忍無可忍，兩臂高舉，以致長袍袖子滑下，露出漿過襯衫的摺痕，他嚷道：「究竟，他(莫梭)是被控埋葬母親，還是殺死了一個人？」』這樣的吶喊是對著昏昧不明的法官和審判制度的，也抒發讀者一直存在心中的疑惑。雖然只是簡單的一句話，卻一針見血的道出整件事情的怪誕與不可理解。
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看。貝卡利亞沿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認為社會成員為了保衛社會契約，因此將懲罰權讓渡給社會。他在《論犯罪與刑罰》中提到：「君權和法律，它們僅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總和，它們代表的是作為個人利益結合體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誰願意把對自己的生死予奪大權奉予別人操使呢？每個人對自己做出最小犧牲時，怎麼會把冠於一切財富之首的生命也搭進去呢？」他主張社會成員在進入社會時，會將部分的自由交給共同的委託者，以尋求保護，在現代國家中，政府透過立法來保護社會成員。既然人民交出自己的權利，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安全，那他們肯定不會把將自己處死的權力也交給政府，否則的話這只不過是矛盾的行為。所以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因為人民不會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社會。
但這兩種講法卻沒辦法說服我，關於卡謬的想法，倘若因為我們是有罪的，且我們的司法是有缺陷的，所以我們不能剝奪犯人的生命，那麼用同樣的想法推論，這套司法是不完整的，所以不能代表絕對的正義，那竊盜、搶劫等罪行觸犯法律，便不是不正義的事情，我們如何能夠懲處不是非正義的事情呢？可是這樣社會勢必會失去原有的秩序，律法也失去意義，故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在裁罰犯人時，我們必須假設這套司法是絕對正義的，即便它本身具有缺陷。這樣我們才能依循法律，來判斷何為正義、何為非正義，如此懲罰罪犯才有正當性。既然司法能夠代表絕對的正義，那卡謬認為司法不能判處的死刑的論點就仍需質疑。
卡貝利亞的推論似乎也有不完備的地方，沒有人會自願的受到懲罰，唯有在公民具有可罰的行為時，社會才會處罰公民，這樣才能達到社會契約的目的─保護契約成員。若結約者可以任意決定自己是否受罰，會導致社會契約本身的無秩序，反倒是違反了社會契約最原始的涵義。
卡謬在書中的思考詳細縝密，想法全面，但或許是那自信的口吻，讓我不願意輕易被說服。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犯人犯罪之後，死刑是否為合乎罪與罰的比例的刑罰，但這樣只停留在問題的表面，若想要更深一步的思考，應當問的是：造成犯罪的原因為何？藉由常理我們可以推斷，如果一個人可以透過合法的手段，得到他所有想要得到的事物，像是財富、名聲、情感的陪伴，那麼這個人肯定會透過合法的方式取得，因為他要避免自己觸犯法律而受到制裁；相反的，如果這些東西沒辦法以合法的方法取得，卻又恰好是這個人所必須的，那他勢必會不顧一切手段來獲取。如此說來，是甚麼原因造成兩種情況的差異呢？是這個社會本身。因為社會階級、貧富差距、家庭環境的不同，導致有人能夠享受榮華富貴，有人卻必須苟且偷生。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推論，一個人之所以犯罪，並不只是因為個人的因素，家庭背景、生長的環境等社會因素都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促使罪犯做出無法挽回的抉擇是這個社會，因為人不會無端下定殺人的決心。如此說來，犯罪的是社會，代表正義的也是社會，但是社會不會懲罰自己，只會懲罰單一的個體，而個體是無法在一己的意識下犯罪的。
人真的擁有自由意志嗎？亦或只是社會的傀儡？
我們都清楚誤判的不幸，讓一個無辜的人承受極刑，是天地不容的罪過，這時候的我們希望：寧可錯放一百人，也不要冤枉一人；但我們也記得，殺人兇手的冷血殘酷和受害人家屬的哀求和憤怒，那時候我們義憤填膺，恨不得這種人受到死亡的制裁。因此我們在兩種立場之間搖擺，不願意自己輕易的下判斷；更因為我們都只是凡人，會衝動，也會怯懦。承擔一個人的生死，是種嚴酷的重量。但也許是這份猶豫，促使我們去懷疑，促使我們去思辨正義與邪惡，那麼這種遲疑，便不是膽怯，而是讓社會邁向理想境界的一股強大的力量。
※文章轉載自【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閱讀台灣 探索自己」2015年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