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吃飯時間，街頭巷尾有許多大大小小的便當店、麵攤及餐館，提供豐富多樣的飲食選擇。不論是本土點心小吃、中國各省美食，甚至世界各地料理，都可輕易滿足人們的需求。而一百多年前，又有什麼樣的外食文化呢？
清代台灣，餐飲店並不普及，多數人都在家開伙，除了大城市會有提供官紳階層應酬宴客的酒樓排場外，一般外出的人，多選擇簡便的飯店、茶亭或小吃攤飽餐一頓。
當時的「飯店」通常位於交通要道，也成為旅客休息吃飯的地方。自1860年開港通商後，許多外國人到台灣經商與傳教，他們往來南北要道，便成為飯店的主顧。於1872年在台傳教的馬偕博士，除了在日記裡寫下傳教經過，也提到沿途用餐、住宿情況與感受。那時台灣的飯店空間大多狹小陰暗、環境潮濕骯髒，還有隨處可見的跳蚤、蝨子及老鼠等，所以當馬偕博士一行人投宿在中壢的飯店時，因為空間寬敞，陽光充足，還開心地稱讚此為北台灣最好的飯店，把它譽為維多利亞飯店。
而這群傳教者，旅途中多依賴路旁的攤販解決三餐。這些攤販多是供應簡單的便餐，有粥及米飯，配菜有炒韭菜及白切肉等。當他們進入村莊時，村莊內攤販的點心樣式就豐富多了，1872年12月27日的《馬偕日記》，就曾記載他們進入頭前溪旁的聚落，街道兩旁有各式各樣的點心攤，兜售著炒飯、麵線、花生、糕餅等，他們享用一餐豐盛的早餐後，才開始一天行程。
當時的外食族大部分是勞動階級的苦力或挑夫，他們往來於各個交通要道間，僅能靠茶亭或簡陋旅店提供的便餐果腹，也可看到知識份子或官員，在他們的詩文中留下紀錄。例如：1872年，噶瑪蘭（今宜蘭一帶）的舉人李望洋在離開家鄉，前往甘肅任官途中，在雙溪路旁食過稀飯而留下「次早匆匆別故人，雙溪茅店餐糜粥」的食物記憶。史久龍在〈憶台雜記〉寫到從台南府城到嘉義城途中，多有販售「山薯粥」的攤子，「山薯粥」即地瓜粥。
日治時期攤販。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蒐藏品
曾來台旅行的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J.B. Steere）在其書中描寫過茶亭，他說每隔一、二哩的樹蔭下，總有座茶亭提供茶水與簡便飯食，那些苦力食量驚人，店家端上熱騰騰的米飯、一小碟醬菜、一片鹹魚，他們就快速的將飯扒入嘴中，偶爾再塞點小菜。
另外，聚集在市街、廟口的攤販，也是外食族另一種選擇。這些攤販沒有桌椅，僅有板凳供客人歇腳，顧客多為附近的居民或勞動者等。在1895年前後日本人剛到台灣時，所見到的都是這些設備簡陋的小吃攤，日本官員笹森儀助描述他跟挑夫在點心攤吃粥，有許多苦力也一起用餐，大家併排坐在一條枯竹竿上，周遭還有豬隻徘徊，構成一幅有趣的景象。
左：狀元糕攤組。右：麵茶攤組。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蒐藏品
百年來，路旁攤販，成就了庶民文化，從簡陋的飯店、茶亭及點心攤，我們見到了台灣人旅宿的樣態與飲食文化的變遷，由簡單到豐富多元的發展，也讓人體會台灣歷史的多元滋味。
※本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