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文】蜀人何以得譚君?——譚松教授新作《血紅的土地》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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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蜀人何以得譚君?——譚松教授新作《血紅的土地》序(3)

 2020-04-04 12:06
譚松《血紅的土地》一書為地主鳴冤。圖/擷自明鏡電視網路影片
譚松《血紅的土地》一書為地主鳴冤。圖/擷自明鏡電視網路影片

歷史上,中國的道統即便遭遇劫難,也不會斷絕在中國鄉野文化文明之中。五胡亂華,宋明失國,雖然亂了中國,甚至亡了中國,但是正因為「道失,問於野」,也就是「野之尚存」,所以「道之不失」,進而還能夠用中國的道統文化,最終地同化了外來的侵略者和顛覆者,甚至使他們成了我們民族的一部分。而「地主在農村興辦教育,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和調解糾紛,主持公道」,恰恰是「道失,問於野」的前提。民國的道統、國統、法統,和兼濟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進步文明的民國文化,又恰恰是通過他們才在「舊中國」農村社會日漸興起和逐漸普及的。當然這就更是中共非鋤之而不甘的了。其結果,自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民國文化之根被中共一刀截斷。從此之後,大陸的「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嗎?

所以,中共土改一旦殺害了數百萬地主鄉紳,就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和民國進步社會的本相。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土改破壞了中國鄉村的和諧,使殘暴和血腥在中國鄉村大行其道;土改改變了農村貧富價值觀——以窮為榮,以富為惡;土改把不勞而獲、搶劫瓜分別人財物的土匪行為,當作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行動;土改建立了惡質的鄉村政權;土改摧毀了鄉村莊園的文化藝術……。

由此可知,中共的「破四舊」絕不是從「文革」開始的,而是從「殺人土改」時開始的,是從中國最廣大的農村社會開始的。作者在書中所記述的川東農村幾大地主「莊園」的被徹底毀滅,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在廣大鄉村的被消滅,是「道失,問於野」的真正毀棄。

手段之三,就是篡改和摧毀中國的歷史。中共本著馬列教義,以所謂封建社會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歷史階段」為由,將秦後二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一概指斥為「萬惡的封建社會」,所以,他們才要和整個中國以往的歷史作最徹底的決裂和否定,並把1949年之前稱作「萬惡的舊社會」。

如此汙衊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侮辱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將一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當作為「馬列教義」作證的一部反面教材,這不僅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及其歷史的侮辱,也是對我們幾代大陸人長達近七十年的反動「洗腦」。

可貴的是,本書作者在《血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一文中,從感性和理性兩個方面,將中共對中國歷史的公然篡改進行了批判。作者尤其針對中共將殺人越貨的暴力土改,當作是「為了消滅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基礎」予以了徹底的否定。他用自己對中共土改的研究成果,證明瞭中國的地主和農民的關係根本就不是「封建的對立關係」。同時,作者還藉用其他歷史學者的研究,從中國封建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的對比上,進一步證明中共移植馬克思關於「封建社會」教義的可笑。我對此不僅十分贊成,而且相當讚賞。

我還想稍稍說一說的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更沒有存在過一個「整齊劃一的世界封建社會」。所謂「封建社會」這個不完整的政治歷史概念,在中國不過是「君主制度和君主社會」在其第一大歷史階段(即「大周朝」)因施行「封候建國」而出現,它完整的名稱應是「君主封建社會」。因為,若無「君封」,何以「建國」?封者為誰?周天子也!建者為誰?諸侯也!在秦以後,也就是在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即廢了大周朝君主制度下的封建貴族政治和封建等級政治之後,中國的君主社會就進入了他的第二大歷史階段,即:「君主集權制度和君主集權社會」。所以,馬列子孫們指罵秦以後的二千餘年仍然是「萬惡的封建社會」,實在是背祖忘宗,甘為馬列思想的奴才。

至於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則不論稱之為「封建」社會也好,「封領」社會也好,就不能一概而論了。因為整個歐洲中世紀社會狀態的複雜性,不是用「封建或封領」幾個字可以概括得了的。馬克思的錯誤,不僅是「以偏概全」——相信地中海沿岸的歷史就是整個世界的歷史;而且是「以點帶面」——甚至將他不承認的「德意志祖國」的歷史,也當作了整個世界的歷史。

但是,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卻成了「共產教」的著名教義,不僅被血腥地實踐在俄國,而且被俄人通過中共之手更加血腥地實踐在中國,為此不知枉殺了多少無辜的中華兒女和中國地主,尤不知扭曲了多少中國知識者的人格和靈魂。

2003至2005年間,我在美國和英國的一些名校系列講演「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時,也講到了上述的內容。至今仍然不能讓我忘懷的,是每當我講到「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之時,都像是戳通了一層窗戶紙那樣,引發了在座中國留學生們真正的「民族之情和民族之恨」。當年講堂上年輕人眼睛裡那滿含著激情的清澈之淚,我終生不會忘卻。

今日回顧往事,只能使我迫切地感覺到,是時候了,是到了我們敞開「驅除馬列,恢復中華」之「民族解放情懷」的時候了!我想這也是《血紅的土地》這本書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所在。因為,正是這本書告訴我們,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是一場中國歷史上從未遭遇過的危機。因為,中共自「清匪反霸、土改、鎮反」開始的一連串對大陸人民的大屠殺、大迫害和大整肅,無非是「西方共產教」規定的對「革命對象」的屠殺、迫害和整肅;反對或不信仰馬列教者,也要被整肅、迫害和殺害。究其本質,就是對中國人的「宗教屠殺」和對中華民族的「民族鎮壓」!由此所造成的最惡劣後果,就是馬列文化之「奪我魂魄」已經成為極其痛苦的歷史和現實,並且早已使我們「族已非族」、「國已非國」,使大多數大陸人被「自絕」在中華文化的文明花苑之外,從而成為馬列文化可憐的和驚恐的傳承者及應聲蟲。

四,哭罷血土寫血書,蜀人何以得譚君?

書已讀了,淚亦流了,此刻該說一說譚君了。

譚松教授,是我的新知,也是我神交已久的「舊知」。多年前,我已經知道他主編了《抗戰陪都》專集;參與了廣受歡迎的紀錄片《重慶大轟炸》的採訪工作;他還寫過一本為右派鳴冤的書《長壽湖》,也是血淚史。其他的著作,我雖然讀得很少,卻知道他著述良多。

可是,他的這些採訪和寫作,註定不會為中共當局所容。他不僅一次又次失去工作,而且還被抄家、抓捕。他不僅在文章裡,更在大學的講堂上說領導中國人抗戰的「中心」在重慶,而不是延安;說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大屠殺;說土改殺地主鄉紳就是屠殺中國農村的精英,是毀滅我們傳統的政治和文化;特別是他一再在課堂上展示29年前那場天安門大屠殺,讓年輕的大學生們瞭解歷史真相;更有甚者,他竟敢在被關押後的「取保候審」期間,開始調查採寫中共的土改真相……。

譚松何以如此?為什麼當今中國那許多甘心於「民主自困」的知識分子們,竟都不敢如此,甚至「不屑如此」呢?

那是因為譚松心中滿盛著「天下『苦共』久矣」的良知,胸中滿懷著一個「敢於直面人生」者的正義之情。他還天生就是一個有勇氣的人,有著敢於「為民伐罪」的「英雄心性」和「匹夫之責」——這在當代中國的知識人中也真是「鳳毛麟角「。但他卻是一個「官二代」,他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父親曾是中共重慶市委的宣傳部副部長,做的就是要管他兒子這類人腦袋的事情。然而,他的兒子居然成了四川大地屈指可數的著名異議人士,也就是反共人士。

譚松教授的這種真德行,使我聯想到了七十多年前重慶某些國民黨達官貴人的兒女們。當然,那時他們要比今日的譚松年輕許多,但是,除卻他們在當年所表現出來的幼稚、單純和容易受騙——特別是容易受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騙之外,他們在奔向「錯誤道路」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正直,勇敢和英雄心性」,同樣是值得嘉許的。因為他們是真地背叛了「家門」,投入到「共產革命」中去了,而這個「革命」還是蓄意要顛覆「屬於他們的天下」的。此後,他們非但不怕坐牢,甚至為共產黨奪權打天下立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功勳」,比如陳佈雷和傅作義等人的「逆女」們。(可他們最終也被共產黨清除了,他們是否悔悟,不得而知。)

我說這些話,不是要拿現在的譚松和過去的他們相比。要知道,他們走的是錯路,譚先生走的是正路;他們是受騙,譚先生則是自覺;他們是因為無知而錯識迷途,譚先生則是在感同身受和苦思苦索之後,才走上正義之途的真正民主戰士。可問題本不在這裡,而在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奈何「進步青年」竟有那麼多?而今天,在共產黨的「血腥統治」下,奈何「進步的知識者」居然這樣少?從中共權貴的紅漆大門裡面晃蕩出來的,怎麼盡是些「中共血腥統治的接班人」呢?怎麼數來數去,也就是譚松,羅點點和他的一個哥哥——或許還有幾個我們不知道的吧。但是,他們和譚松先生還是不一樣的。因為譚松先生是對共產主義,共產黨和共產黨政權的徹底背叛,是對自由和民主的堅定追求,更是與1949年後中國千千萬萬受難者心心相連的。其他的,大約還都是理性上有了一些覺醒,而感情上怕還是斷絕不了的。

換言之,用共產黨的一種說法來講,在「官二代」譚先生身上,體現了深深的和堅定不移的「人民性」;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民主性」。他是為人民而背叛了共產黨,更為民主而背叛了專制。而在其他也有了些覺醒的「紅二代」、 「官二代」身上,那最後一道背叛的門檻,是否能夠跨得過去,恐怕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有許多的「紅二代」對我的話不以為然,不服氣,那就請你們看看與你們「同門」而出的譚松君。在這個眼看著「大變革」就要來臨的「革命時代」,你們是否也能和譚君一樣,勇敢地跨出那道標誌著最後背叛的門檻,走向民間,走向人民,走向真正的民主革命? 你們是否也能和譚先生,也和我們一道,去掀翻你們曾「棲身享樂」的專制大廈,去共同迎接我們民族的明天?如此,你們將一樣功不可沒。我以為,譚先生就是你們真正的「民主表率」。

其實,在任何時代,像譚君這樣的勇士、鬥士,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一旦有了一個,幾個,或整整一個隊伍參加了進來,那麼,我們民族和人民離他們真正獲得解放的日子,就不遠了。譚君將自己的心緊貼在川東的土地上,不,是我中華民族的整個大地上,將千千萬萬無辜地主的鮮血凝就的「血化石」緊緊抱在胸前,更用自己的情和淚將他們描畫出來,端到世人的眼前,讓他們看到昨日的「汪汪鮮血」和今日的「應有抱負」,這該是何等難得的「志業」。所以,我才會說:在譚君,雖是「哭罷血土寫血書」;但在蜀人,特別是川東的地主冤魂們,一定已在涕泗橫流地感慨著:「蜀人何以得譚君」了……

譚君難得。(2018年9月27日於華盛頓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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