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週刊1955年11月14日刊出東海大學開學日訪問曾約農校長的「拓荒者」（The Pioneers）專題報導（第98頁），子題就是激進創新（Radical Innovation）。內文提到：
「東海特意避開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大學的教育制度。」
「曾校長相信，東海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實驗本質：中國教育並無此先例，東海必須走出自己的路來。」
「開創將是我們的口令格言。」
東海創校，「中國」不是基本元素
這也是對應於美國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的「無中生有」的創校理念。所以，「中國」雖然是東海創校的時空因素之一，卻不是創校的基本元素（Element），曾約農校長的告白已經清清楚楚地陳述這項歷史事實。
早期的東海，的確走出自己的路，和「中國教會大學」（China Colleges）完全不同。東海的勞作制度和通才教育，就是避開中國教育制度的「無中生有」的高等教育內容，因此點亮了東海大學的招牌，成為台灣首屈一指的教會大學。這就是「開創」所帶來的成果和榮耀，在台灣的高等教育獨佔鰲頭，東海人無不以此為傲。
然而，才經過一甲子，東海後進卻從東海校史中，學到「東海本來就是繼承中國傳統的教會大學」的認知，「中國」變成了創立東海的主要元素，「激進創新」竟然被腐蝕殆盡，這個演化過程似乎和東海校譽的江河日下，相互並行，值得深省。
何謂「中國傳統」？官版校史中，並未見其內容。而一般論及一所大學的傳統，無非是「歷史沿傳而來的思想和制度」，但是曾約農校長早已完全否定了東海「繼承中國傳統」的事實，那何以「中國傳統」會成為東海校史的「關鍵詞」？這和大度山上的基督教文化消長有關。
東海大學和中國基督教大學的關係論述，首在創校十周年（1965）特刊上：「這所學府從最初便承繼了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偉大傳統。」這是政治性宣示，當時的政治氛圍一直在強調中華民國的正朔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孫中山和蔣中正」一脈相承；東海大學當然不能免俗（當初準校長陳錫恩教授因「反共不積極」被免議，就是明證），但沒人瞭解這「偉大傳統」是什麼內容，也像三民主義課本的「道統」一樣，沒人敢問其詳。所幸，當時校園的基督教文化居於主流，師生根本不在意這種「政治語言」，東海是自負的東海。
從激進創新，回到「中國傳統」
美國聯董會1977年退出大度山後，1981年，梅可望校長正式修史，主觀認定：東海大學的創設是「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並傳承淪陷於中國大陸十三所教會大學之優良傳統」，並擴大解釋原本的「政治語言」。進而更具體地將這十三所教會大學的校徽圖騰化，懸掛在校長室的樓梯間；1985年更「神聖化」地全部懸掛在「中正紀念堂」的前廳，從此就變成了東海的「神主牌」。這就是東海大學的「政治語言」被「歷史化」的過程。
儘管早在1951年，華西、嶺南、金陵、上海聖約翰等四所大學已在香港合組而成崇基學院，並在1963年併入香港中文大學；東吳大學也在1954年在台北復校，聯董會管轄的「十三所中國教會大學」早已解體，1976年起東海亦只獲聯董會象徵性的資助而已。但是，東海大學為了維持「道統」，歷次校史的編修，都一再強調東海和「中國教會大學」的傳承關係。2015年出版的「東海大學六十年校史」，更將這「十三所中國教會大學」，編纂成為東海大學的神話故事：東海「前史」，東海大學因而變成了第十四所「中國教會大學」。這就是官方校史「基本教材」的演化過程，也是早期東海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校史」。
如果根據基督教教義：「進祂的國，尋祂的義」（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去思考，就會發現官方校史竟然是倒果為因的「歷史論述」。因為，基督教文化的傳統是：「走進世界各地，廣傳福音」（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spel）；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是：基督徒身為神僕所作的榮神奉獻。所以，在中國設立的基督教大學，是基督教文化所創造出來的成果，亦即「中國基督教大學」的設立，是果而不是因。基督教的傳統和精神才是主因。在台灣的東海大學也是傳承這份基督教傳統和精神而創設的果實。前燕京大學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校長亦曾以「精神繼承者」（Spiritual successor）稱許過，但在政治運作下，竟然出現這種倒果為因的「歷史傳統」論述。
東海大學在「激進創新」中崛起，如今卻在「歷史傳統」中陷入輪迴。這種文化上基本變異，應是東海聲望江河日下的潛在因素吧！2017年的畢業典禮，畢業生依然要面對「家廟眾神」洗禮，才能進入禮堂行禮，實在也太為難年輕世代呀！
開創，曾是東海大學的格言，如今已只淪為口號！教學生「寧為牛後，不為馬首」：放棄開創鰲頭，寧居傳統十四，這種價值觀，不也算是一種反教育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