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詹姆士.帕瑪（JAMES PALMER），2016年12月24日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發表一篇專文，名為「從蘇聯解體，中國沒有學到應有教訓」（What China Didn’t Learn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內容指出，1991年12月間蘇共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辭職，引燃聯蘇解體先聲的導火線；其致命主因則源自於蘇聯長期的經濟停滯，頭重腳輕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一併帶給蘇共摧枯拉朽的崩解效應。中共一度記取蘇共殞落教訓，著重內政與經濟改革，並敏感於人民的需求呼聲；如今卻在2012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之後，退回共黨集權，權貴利益至上的老路子。
25年前的1990年代蘇聯解體，首先面臨如下立即後果：領土縮減1/4，GDP產值遽降4成，男性壽命減少7歲。蘇東波效應，也帶給中共面臨兩難的自省抉擇。備受關注的重大衝擊首先是，中共掌權的正當性、「政治正確性」，如何繼續維持？向來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中國民族主義至尚的核心價值，恐有動搖之虞。僅管，中共針對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採取血腥鎮壓；鄧小平卻於1992年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後，做出深化開放改革的政策決定，不因蘇聯解體效應，而讓中國步入閉關自守的死胡同。然而，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卻只在乎如何積聚自身權力；專文作者帕瑪就認為，習近平一味耽溺共黨權力競逐，鎮壓內部底層民意，恐將加速中共墮入蘇聯垮台後塵。
本質上，中共與前蘇聯是同一類型國家。這從中共早年的鐵路建造，共黨組織架構，到少數民族政策，皆如出一轍，中共儼然是蘇共的升級版；中蘇2國早年也都從封建農業體制，躍升為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這2個國家的高度相似性，也都是用社會主義做為包裝，本質上卻是個民族主義與老式帝國幽靈混合的連體嬰。中蘇2國都同樣搞過文化大革命，並對異己進行血腥清算鬥爭。
蘇聯解體一度帶給中共鞭策與啟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分析發現，前蘇聯解體源自於1.頭重腳輕的共黨體制；2.無能的治理；3.共黨領導下的經濟長期停滯。以上因素，皆讓中共警惕到，必須讓共黨轉型為，富有彈性、韌性的現代化組織。當然，這並非表示中共將推動民主化改革路線；頂多意昧了中共更敏感於民意動向，更加致力於駕馭民意風向。
蘇聯解體，讓中共更加畏懼大規模民怨的突然爆發，例如烏克蘭、亞塞拜然等自治區，都是推倒蘇聯的主力；這也導致中國的「民族」政策翻轉，進一步將「少數民族」從漢族統治概念中區隔開來，並加強對於自治區的掌控力道。
堅拒承認歷史犯行
另一項中共領導人緊緊抓住的（意識型態）最高指導原則認為，（接納）外國勢力是促成蘇聯崩解的主因之一，因此，絕對不能像前蘇聯一樣，承認共黨在歷史鑄下的血腥清算罪行，否則就給危險的境外勢力，製造見縫插針良機。這類偏執狂觀點，在中共內部形成共鳴迴響，力主加強鞏固共黨專政，也要不計代價壓制內部公民運動力量的崛起。
2012年12月間，習近平上台不久後的一次公開演講指出：前蘇聯時代的共黨理想與信念動搖，最終導致統治者的飄揚紅旗，一夕之間易主變色。這對中共而言是個深遠教訓；動盪的麻煩製造者，消除了蘇聯與蘇共歷史，抹去列寧與史達林的地位；摒棄一切紅色觀點，形同歷史的虛無主義者（譯註：事實上，中共拒絕承認任何血腥屠戮，如文革、六四事件，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從而讓我們的思想陷入混亂，並在各個層面危害共黨組織的生存。
為了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習近平把毛澤東於1960年代創造的「雷鋒精神」，從過時的歷史墳塚強拉出來，推崇雷鋒是中國年輕人學習的精神偶像。雷鋒精神代表政治思想上緊緊跟隨中國共產黨，工作努力，在日常生活主動幫助他人、勤儉節約，發揚社會主義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
指責西方境外影響力介入，成了中共鞏固政權的重要指針策略；中共還認為戈巴契夫的垮台，是開放西方勢力引狼入室的後果；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從2017年1月起開始雷厲整頓外國非政府組織（NGO）；中共官媒日愈對美國發出尖銳刺耳言論；中國內部的言論審查也更加變本加厲。習近平透過類似的強勢民族主義立場，一方面對於西方國家發出警告；另一方面，也向中共權貴豪門宣告，想要在中國內部晉升，獲得權勢，就必須遵循他所提出的效忠共黨，強硬抵制境外勢力路線。
所有「顏色革命」皆與中華民族為敵
將「顏色革命」打成非法巔覆政權陰謀，是中共強化意識型態控管的重要手段。例如1990年代蘇聯及東歐共黨解體，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4年香港爭普選的雨傘革命，皆被中共描繪為勾結美國勢力，意圖瓦解共黨政權的境外勢力（特別是美國主導的）顏色革命陰謀。
中共最大本領，即善於操弄民族主義仇外情緒，並將來自社會內部對中共統治的不滿，一概將矛盾根源指向美國一手策劃、主導。專文作者詹姆士.帕瑪指出，當他於2009年前往伊朗採訪「綠色革命」（即主張政治民主的和平運動），當時他巧遇一位來自中國《人民日報》的編輯，雙方對談過程中，這位中共官媒人士告訴帕瑪：伊朗人民愛他們的統治者；而一些主張改革的抗議人士，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派來的間諜。
對北京而言，提倡民主、人權只是美國的「工具」手段，永遠都要竭力抵抗這類外侮。人民日報旗下的通俗性媒體《環球時報》，甚至視「和平演進」（Peaceful evolution），也是顏色革命的招數之一。縱使是無害的文化作品，例如美國華特迪士尼動畫兒童片《動物方城市》（Zootopia），也被中共解放軍媒體視為，美國企圖削弱中共士氣的陰謀。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充滿恐外、仇外、懼外情結，並倡導高漲的民族主義情操，正面起來迎戰。對於內部的改革聲音，中共則一律嚴正以待，採取封殺態勢。對於前蘇聯解體主因，源自經濟治理無能，共黨專權腐化等客觀史實，皆遭塗銷殆盡；並被中共扭曲為，是美國陰謀以及共黨內部的「道德防線」失守，導致境外危險勢力趁虛而入。
可預見的未來幾年內，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將嚴打異議人士，進一步緊縮言論空間。當然，這種內部滴水不漏的「強力維穩」，短期間可以確保幾年內的習近平繼續大權在握；長遠來看，卻將造成權貴與貪腐網絡的進一步勾結壯大；物極必反的結果，也將滋養人民內部的自決意識；一切就等待中共政權內鬥，出現龐大破口之際，揭竿而起，蔚為自決獨立的倒共風潮；這應該是蘇聯解體，帶給中共最大的歷史教訓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