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其實是追求國權強大的，這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皆是同樣的。而中國人近代的不幸其實從此就正式展開。
五、孫文
（一）對盧梭的批判
在孫文晚年所做的三民主義演講當中，孫文曾說無論什麼情況，自由不能為了個人而行使，而是應該為國家而行使，個人不能太過於自由，而國家則必須獲得完全的自由，國家假如能夠自由行動的話，那麼中國就能變成強大的國家。顯然地，孫文的這段話已顯示出他放棄了鄒容的自由觀。
本來在初期的革命派當中，強調「天賦自由」的鄒容式的自由觀與強調「總體自由」的陳天華式的自由觀是共存的。無論是鄒容或是陳天華，在驅逐滿人，恢復漢族的主體性這個排滿的主張上，都存在著共識。但是就自由與革命的關係，則鄒容與陳天華兩人的理解是有著裂痕存在。梁啟超否定「天賦的自由」，揭舉「強者的自由」，而將「文明的自由」與「野蠻的自由」嚴格加以區別，他的主張就透過與革命派的論爭，讓革命派的內在的裂恨更加分裂。但孫文的看法其實就是把鄒容的自由觀加以放棄。
孫文首先比照「進化的道理」否定「民約論」理論的正確性。按照他的說法，「民約論」的理論根據是在於《所有的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是如果按照進化論來看，民權並不是生下來就有的。追根究底的話，盧梭所說的民權的事實並不存在，換句話說，盧梭的理論並沒有根據。
根據孫文的解釋，自由是因為「時勢與潮流」而產生的，亦即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與條件之下自然發生的運動》當中所產生的。的確，過去的法國是存在著產生這種自由的「時勢與潮流」。當時，在專制君主體制之下，人民所受到的不自由、不平等是水深火熱一般的痛苦。因此，只要不爭取自由、平等，是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於是人們拼命爭取自由，要抓住平等。儘管盧梭的「民約論」沒有根據，但是正因為有上述的狀況，所以盧梭的「民約論」就被人們廣泛接受。就這種意義來的看，在當時法國的狀況之下，「民約論」至少在與「時勢與潮流」之間是有著適當的關聯性，但是中國並不存在著在過去的法國當中所可看到的那種產生自由的時勢與潮流。他認為中國人並無法理解爭自由平、等是怎麼回事，其原因是因為與歐洲相比，中國的專制並沒有那麼嚴重，人民不會感覺那麼的痛苦。假如不感覺痛苦，那麼就沒有爭取自由平等的道理。
（二）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太自由，中國人必須團結
對於孫文來說，中國的君主專制體制是溫和而且充滿自由的。當然，專制君主統治下的中國民眾並不是沒有苦惱，對於大部分民眾來說，最切身的苦惱是貧困。但是貧困和歐洲專制君主統治下民眾所嚐到的不自由的痛苦在質的方面是不同的。中國有充分的自由，在這個環境之下，「民約論」乃至「天賦的自由」都是沒有意義的。要以自由及平等打動人民的心，人民是不會有肌膚之痛的感覺而有任何的反應，因為這脫離事實太遠了。
對於孫文來說，主要的問題並不是自由的不足，而是自由的過剩。孫文用一盤散沙來說明各個中國人像沙子一樣，是處於無拘束的自由狀態，因此中國是處於欠缺團結的狀態。無論是貧窮也好，或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也好，中國人苦惱的根源就在於自由的過剩與團結的缺乏。對於孫文來說，革命所以必要，並不是為了實現自由，而是為了清算過剩的自由。孫文在三民主義裡頭說到中國人因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須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和歐洲的革命是完全相反的。孫文的革命就好像是把水泥注入到散沙當中以使其凝固的作為一般，使各個沙子不自由以便強化組織整體，而使整體在生存競爭當中能夠自由活動，這正是孫文的企圖。
（三）訓政時期的思考其實就是開明專制
孫文有關革命的構想是從「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所組成的。他認為即使革命成功，打倒君主專制政體，在進入至立憲政治之前，一定要經過「訓政」的階段。在孫文的構想裡，「訓政」階段其實就是革命政府在事實上實施獨裁的期間，他所構想的顯然是要對自由過剩的民眾進行徹底的規律訓練。雖然，孫文的用語與陳天華的用語不同，但是與陳天華的「開明專制」在本質上是類似的。
孫文認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和18世紀的法國在歷史環境的條件上是不同的，他把中國的君主專制體制看做是容許自由的溫和體制，在這一點上，梁啟超與孫文是共通的。
六、五四運動
將梁啟超所提出的「內在專制」的問題加以繼承的就是以「新青年」這個雜誌為據點的知識分子，例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他們主張「科學」與「民主」，想以歐美社會為模範創造出自由、自立的個人。其中，吳虞主張「家族制度是專制主義的根據」，他以很銳利的角度批判家族制度。在吳虞的觀察當中，家父長對於小孩揮舞絕對權力的「家族專制」正是培養《盲從權威之態度》的地方，因此家庭不外是政治專制的溫床，而家族倫理正是儒教所最尊重的倫理。「新青年」的知識分子強烈意識到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為了要把政治當中的專制加以根絕，就必須要把《由儒家與「家族專制」所象徵的舊文化》加以廢掉，而溯及人的意識與行動方式，將文化做根本的改變。他們的運動也因此被稱為「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所要追求的就是要克服梁啟超所提出的「內在專制」。
七、政治思考的抬頭
但是文化問題被當做優先的課題的期間是很短暫的，以五四運動為一個契機，為了解決軍閥割據與帝國主義的壓迫等中國所急迫面對的問題，必須以政治來解決的意識就居於上風，而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其實就是先奪取政治權力，再透過所奪取的政治權力之行使來解決包含文化問題在內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在這種意識之下，由國共合作而從1924年開始的「國民革命」不外就是具體展現這種政治思維的政治手段。
八、中國共產黨的無階級專政－孫文與毛澤東的類似處
中國共產黨為了把自己的立場正當化，使用了「專政」這個概念。「專政」是指勞工階級獨裁。從共產黨的立場來看，所有的專制必須被加以否定，只有勞工階級的專政在理論上、在歷史上是正當的。因為勞工階級正是建設社會主義的舵手，對於勞工階級專政要加以破壞的反動勢力，「專政」對之加以壓制乃是勞工階級當然的權利。勞工階級的專政一旦被正當化，那麼就只有共產黨能夠正當代表勞工階級的利害，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就自動被加以正當化。於是，擔當某個歷史使命的團體在社會秩序轉換的時期，可以具有領導權去壓制個人與團體，這種強力的領導權也因此認為是正當的，就這一點來說，「專政」與「開明專制」及「訓政」在本質是相類似的。在否定個人的自由、要使民族的自由立於優先這一點上，孫文與毛澤東是共通的。孫文與毛澤東都否定個人的自由，只不過孫文是以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為理由來否定個人自由，而毛澤東則是以個人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之理由來否定個人自由。
九、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以政治手段遂行文化改造
毛澤東在1966年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一個面向，那就是它是要去實施《過去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所提起的文化改造的課題》。因為文化大革命是要求所有中國人捨去古老的文化與思考方式。但是在文化改造的手段上，這兩者卻是完全不同。新文化運動是要透過啟蒙這個手段以謀求文化的改造，其所期待的是：文化改造的結果會對於政治的改造有所貢獻。但是文化大革命是採用政治的手段要來改造文化，而這個政治手段是透過對大眾的煽動使大眾決起。
但是透過政治的手段想要去改造文化，就使所有的文化問題政治化，連歷史的解釋也被政治化。於是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現實路線之對立就被投射到過去的歷史，而使得歷史解釋被扭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儒法鬥爭史觀，這個史觀就把中國思想史解釋為《反動的儒家》與《進步的法家》互相對立的過程。在20世紀初期一貫被加以批判的始皇帝在文化大革命時，竟被讚揚是進步的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時，就連告發自己的雙親也被加以獎勵，從這種意義來看，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所持續批判的儒家的家庭規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解體。但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家族制度並沒有解體制，而是誕生了以毛澤東為大家長的家族專制。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因為毛澤東的魅力而取得造反有理的護身符的民眾就在正義與革命之名義下破壞既有的秩序，肆無忌憚地施行暴力。這其實就跟梁啟超所說的「民主專制」是一樣的。在辛亥革命以前，梁啟超所不斷警告的「民主專制」在中華民國的時期並沒有發生，而其原因是因為能夠對於民眾發揮影響力而將民眾大量政治動員的政治權力沒有成立的緣故。但是到了毛澤東體制之下，沒有經過文化改造的民眾就被毛澤東動員起來而產生了民主專政的現象。
十、中國的民主化可以期待嗎？
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以後，中國並沒有出現文化大革命時的民主專制， 但是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中共體制卻是非常有形的專制。這個有形的專制不外是孫文與毛澤東強化國權思想的產物。很多人都期待中國的民主化，但是中國始終沒有經自由之文明的洗禮。在媒體發展的今日，反而世界與台灣的民主對中國人的意識變化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只是這個影響會怎麼開花結果呢？似乎沒有人敢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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