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矽谷蓬勃發展，引領全球ICT產業及數位經濟已達半世紀以上，其成功故事亦廣為各國所欲仿效，因而在全球各地，都有自我命名的、特定區域的「矽谷」。例如，瑞典希斯塔（Kista）是北歐矽谷、新加坡自我定位為東南亞的矽谷、邦加羅爾稱為印度的矽谷、中關村自認是中國的矽谷，而深圳則認為自己才是；韓國也要在京畿道城南市設立板橋創意經濟谷（Pangyo Creative Economy Valley），使其成為韓國的矽谷。
就台灣而言，新竹科學園區是亞洲少數在發展初期即與美國矽谷建立高度連結的ICT產業群聚，生產項目不斷隨比較優勢改變而重覓其附加價值來源，從一開始的PC終端產品代工，進而帶動整體半導體與電子零組件工業在台生根。在智慧終端時代，進而成為相關產品的規格制定者。竹科不斷保持與矽谷共同演化的發展模式，也使整體ICT產業的發展由竹科擴散到整個北台灣，若稱竹科為台灣的第一代矽谷，乃是無庸置疑。
然而，相較於舊金山灣區北邊的Menlo Park沿著El Camino Real大道往南發展至San Jose的整個矽谷區域，大致南北長50公里，東西寬10公里，面積廣達500平方公里以上，當前竹科管轄的範圍約為1350公頃，也就是13.5平方公里，不僅在規模上面臨亞洲其他園區的競爭，在尖端研究與新創事業的推進上，也面臨空間取得的困境。若欲發展成為亞洲矽谷，顯然必須有效串聯整個北台灣其他ICT產業群聚，方能達到誘發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所需要的關鍵質量。也就是說，在當今全球複製矽谷的風潮中，除了基礎建設、人力資源、創投、產學研合作、龍頭廠商價值鏈這些廣為人知的原因外，矽谷發展是否存在其他成功因素，也須重新檢視。
首先，就網絡效應而言，隨著網絡外部性的發揮，每一次新增節點都能使整體網絡的運作更具效率，例如律師、會計師、業師、創業加速器等，都有助於新創事業發展。依麻省理工學院教授Emilio J. Castilla等人（2010）的研究指出，矽谷的社交網絡結構能使創業者在當地易於尋找所需的資源，創業失敗不是污點；而各節點之間的串聯與信任夥伴關係，也能使不實的創業者因風評不佳而難以在矽谷維生。
美國著名的未來學院奇點大學「網絡與運算軌跡系」主任Brad Templeton（2016）則指出，矽谷不同於全球其他產業群聚之處，在於匯聚全球創業家及工程師的能力。許多具有獨特尖端領域知識之士，在各自國度無施展之地，卻可在矽谷參與跨國人才所組成的新創團隊。從數據可以看出，美國有52%的新創事業之創辦人為新移民，而矽谷的比例更高，甚至有36.4%的居民是外國出生的。樂於接受外籍專才，正可提升矽谷對國際人才的號召力。
對於以上這些事項如何促成發生，近期的文獻轉向區域創新生態系（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的概念加以分析。例如，美國頂尖的科技產業政策智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簡稱ITIF）副總裁Stephen Ezell指出，矽谷的創新生態系在基礎研究、社會報酬、創新商業模式、人才號召、自我參照社群、創業家精神、與成功企業之間形成了正向循環。例如，Google原本是為便利資訊蒐集而發展網路搜尋引擎，其原始目的是社會創新，使得政府部門願意提供資金挹注其研發以期待後續的社會報酬。在完成早階發展後，Google也建立其創新的商業模式，因而得以號召人才加入。人才社群之間的自我參照使得募才與用才更具效率，進而成為成功的企業。這類故事不斷在矽谷創造出來，因此，其他國家若欲發展成為某一特定區域的矽谷，創新生態系的營造至為重要。
依新政府的產業政策方向，五大創新產業研發計畫中，也包含亞洲矽谷方案。目前的規劃方向亦是以創新生態系的建構以及跨國連結為重點之一，然而，不動產業依未來可能在桃園設立創新基地而將其轉化為當地不動產的新賣點，因而造成外界對此規劃案的質疑，反而使此一亞洲矽谷的規劃方案在各界討論之下失焦了。放眼亞洲，北台灣具有作為亞洲矽谷的潛力，創新生態系的建構刻不容緩；包含社會創新的基礎研究、產學研合作與技轉機制、企業的跨國連結、外籍人才引進、創業生態的優化，涉及諸多面向的管制法規，值得各界花更多心力加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