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對我而言是百感交集的日子,我在私人日記上寫下簡單的幾個字:「憤怒無言」。
這一天,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尚未平息,萬名學生包圍香港警察總部,要求港警高層出來面對,因為香港警方仍然不放棄,對6月12日百萬人上街定調為暴民活動。從612到616,兩次超過300萬人的公民抗命活動,可以感受到港人的怒吼,香港人在所謂「一國兩制」之下,歷經22年變化,內地中國人大量入侵,食衣住行全面退化不講,最基本的言論自由被侵蝕,批評或反對中國的記者被毆打、賣書的老闆被失蹤、金融商人被綁架,人身安全完全不保,現在連法制基礎也將鬆動,港人最終無法忍受,喊出人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香港公民抗命的終極目標,問題是這個目標可以走多遠,大家都心存悲觀,因為老共不會輕易放棄控制香港。
曾經上街頭的人知道,街頭運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你必須隨時警覺,面對突然來臨的壓力,就算已經文明的香港社會也是一樣,更不用說,街頭上很長時間帶來的精神壓力和身體體力損耗,以及鎮暴警察的粗暴對待。
但是同樣這一天,被「紅色媒體」造神之下憑空而出的老韓,卻在台中造勢場上,受到數萬傻粉擁戴。民調指出,台灣選民評比所有總統候選人之中,最可能接受中國併吞的人就是老韓。所以,香港人對台灣社會感到納悶,為何香港「一國兩制」已經失敗,事實已經擺在眼前,偏偏台灣人卻急著要往「一中」的火坑裡跳?
同樣這一天前,一位看破「紅色媒體」手段的記者廖肇祥脫離「中國時報」後寫了一篇告白:「我不願變成被自己討厭的人」,拆穿「狗叫集團」媒體在台灣所使用的催眠術,以及對台灣人洗腦的認知作戰。告白中,廖肇祥說:「我是人,我不願成為被奴化的記者。」我相信在這個媒體集團工作的年輕知識份子,一定有更多人和廖兆祥懷抱同樣的想法。廖兆祥描述他和女兒的對話令人動容,他說:女兒質疑他為什麼會替一個沒有言論自由、迫害人權、關押記者的中共政權工作,打壓唱衰台灣,美化紅色中共政權,面對女兒質疑,連他自己都無言以對、找不到言詞替報社辯解,這樣的痛苦一天一天累積,最終使他不能只是為了賺一份薪水,而出賣自己的良知,我們也盼望廖肇祥的覺醒,可以喚醒已經盲目的更多閱聽大眾。
館長辦遊行損失上億 證明紅色勢力已入侵
同樣這一天,發起「拒絕紅色媒體」,保護台灣運動的網紅「館長」陳之漢,在直播上語帶哽咽說:「為了舉辦這個活動,承受很大壓力,方才知道紅色勢力滲透台灣,有多麼嚴重」,國安單位說敵人已經在島內其實,就在你我身邊。館長說:很多長期合作的企業,受到老共方面的壓力,紛紛急流勇退,甚至斷絕來往,連他的直播也可能被砍斷,今天成為最後一集。我看他的直播短短二十分鐘內,就有很多插播廣告,所謂網紅的力量,只靠著收視率和廣告分紅收入就很可觀,所以館長說:「為了這個活動損失上億元,但是為了台灣,他不會退卻。」聽到這句話,才令人敬佩,有多少台灣人可以在利益關頭下,守住正義呢?館長說,本來他的直播可以進入中國不會被封鎖,但是經過這個活動,他的直播就無法進入中國了,也會損失很多生意。這些話都是事實。
館長的政治態度轉變,很顯然和老韓當選高雄市長後輕易毀諾有關,館長感覺自己被欺騙,選前替老韓拉票,成為詐欺共犯,這種心情類似楊秋興,當然對於一個藍營政客來講,所有協助者只是墊腳石而已,老王也好,楊秋興也罷,今天他會出賣當年的幫助者,也就很可能出賣投票給他的台灣人,換取更大的利益,而館長也清楚看到:政客後面的真正影武者「紅色媒體」,才是在台灣興風作浪的真正魔鬼。
說起來也很悲哀,所謂公民抗命,人民依照憲法,行使抵抗權的對象,應該是失去法律公正,侵害人民的政府才對,現在卻是為了對付一個巨大的紅色媒體集團,而且連政府也對這樣的集團完全投降。還記得2012年,我們曾經走上街頭,抗議這個集團的壟斷,打出標語:「你好大,我好怕」,7年之後,這個集團越來越大,而且已經變成「紅色獨裁政權」的打手,和併吞台灣的「認知作戰」先鋒,可是卻又更多台灣人喝了媒體泡製的洗腦湯,還渾然未醒,這才是悲哀。
因為你從未抵抗,所以你不知道壓力有多大,從館長身上,清楚看到紅色邪惡勢力,已經侵入我們生活周圍,台灣情況其實比香港更危急,我們都可能是一夕間失去自由的人。
麥西爾(Pascal Mercier)在《開往里斯本的夜車》一書中說:「當獨裁已經成為事實,那麼革命就是義務」,同樣的,當一個媒體集團已經變成紅色獨裁政權的打手,那麼對他行使公民抵抗權,就是我們的義務,623上凱道,我們愛台灣,我們不孤單,不要讓館長成為抵抗紅色媒體的孤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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