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FT中文網，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七。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去年六月，一艘叫「水瓶座」號（Aquarius）的難民救援船，在地中海漂流了超過36個小時無法靠岸。船上載有629名難民，其中有孕婦與兒童。該船不僅嚴重超載，而且缺乏食物，不少難民嚴重脫水，性命堪憂。
由於「水瓶座」號所處位置在義大利與馬耳他之間，按常規，這艘難民船應在義大利入港安置。但是，剛上任的義大利民粹主義政府對難民持強硬態度，他們與馬耳他政府都回絕了「水瓶座」號靠岸的請求。在這危急時刻，西班牙首相挺身而出，宣布允許該船在本國港口巴倫西亞入港。
西班牙政府說：「為避免人道主義災難，西班牙承擔了自己應盡的國際義務，這代表著所有西班牙人的呼聲。」
曾在那片生長橄欖樹的棕黃色大地上旅遊，我知道西班牙這次慷慨接收難民船的做法，與該國的文化傳統及精神命脈有關，也與該國政治文化精英的悲慘流亡史有關。「忘舊事者失雙目！」西班牙人民至今沒有忘本。
那個產生了堂吉訶德的神奇國度，在1930年代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內戰，有著五、六十萬難民逃亡異鄉的血淚史。而現在執政的工社黨（PSOE），一個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即當年和佛朗哥作戰失敗流亡的共和國政府之傳人。這個左翼政黨在1980年代重新執政後，曾令西班牙經濟起飛，變得繁榮富裕。
逃避內戰殺戮，流亡者飢寒交迫
著名詩人路易斯•塞爾努達於1938年離開硝煙瀰漫的西班牙，此後終生未歸。在散文詩里，他回憶當年逃亡的情景：
「背後留下的是你淌著血的、廢墟里的故土。最後的車站，國界線另一邊的車站，你在那裡與故土分離，……沒有回眼望，對未來也沒有預感，你就這樣走進陌生的世界，秘密地離開已變陌生的故土。」
能逃出生天並繼續寫詩，塞爾努達還算幸運。西班牙內戰意味著一場盛大的集體死亡，至少有64萬人被佛朗哥殺害，其中包括傑出的詩人洛爾迦，他就死在橄欖樹林邊。1939年佛朗哥贏得全面勝利，為逃避逮捕和槍殺，大批西班牙左翼人士開始流亡。
當年有兩個法國孩子，以他們童稚的眼光，描繪了初次見到鄰國難民的情況：「一九三六年，那一年我們倆都是十歲。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面容憔悴、飢腸轆轆，往往還衣衫襤褸，從西班牙過來逃難，這番駭人的景象，便是西班牙內戰給我們留下的第一印象。」這兩個孩子後來成為《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的作者。
20世紀不朽的大提琴家卡薩爾斯，也擠在這些飢寒交迫的西班牙難民中間。佛朗哥的一個將軍威脅說，要抓住卡薩爾斯並砍掉他拉琴的手臂。在流亡法國後，卡薩爾斯獲得美國方面的長期演出邀約，但他謝絕了，因為他要在法國義演，為難民同胞籌募救助的款項。在晚年時，卡薩爾斯定居於法國邊界的一個小鎮，遙望祖國西班牙，直至客死他鄉。
法國自身不保，蘇聯令西班牙人幻滅
不是所有西班牙難民都能像卡薩爾斯一樣定居法國。1939年初西班牙共和國戰線崩潰，數十萬難民像潮水一般，拚命湧向法西邊境的關口。一開始，法國當局是願意接受難民的，但很快他們就感到不堪重負，法國沿海小鎮設立的一些難民營人滿為患。
逃到法國的西班牙人有平民也有戰士，最後撤出的是共和國領袖。共和軍人的撤退井然有序，其中有700名國際縱隊的倖存戰士。我們熟悉的作家海明威、奧威爾、詩人奧登和白求恩，都曾是自願前去援助西班牙共和國的國際戰士。
因為失敗，國際縱隊的外國戰士大都帶著傷痛各自回國了，但西班牙逃亡者的安置卻很成問題。流亡的共和國政府官員成立了「西班牙難民疏散局」，艱難地疏散走投無路的難民。當時，英國外交大臣承諾協助疏散處於險境的難民，還有墨西哥表示願意接受3萬個家庭。
停留在法國難民營里的西班牙難民，其精神和肉體都飽受折磨。他們希望法國能給他們合法居留，或等待其他國家接收。然後不幸的是，法國不久就被德國佔領了。投降了的貝當政府向德國人移交了幾千名西班牙難民，這些難民被德國人關進集中營，很多人死在那裡。更多西班牙流亡戰士參加了抗擊德國的法國游擊隊maquis，投身於抵抗運動。
其時，美國仍然實行孤立主義，只是選擇性地接受了一小部分西班牙難民。更令人絕望的是，曾被西班牙共和國政府視為「後盾」的蘇聯，此時也靠不住了。蘇聯於1939年二戰爆發前與德國秘密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他們對前來避難的西班牙戰友並不很友好。
幾十年後，西班牙的左翼流亡者回到祖國，表示接受君主制，參與民主體制，重返議會並實行和解。這種痛定思痛的政治醒悟，與他們在長期流亡中對蘇聯產生的幻滅有關。雖然蘇聯接受了不少西班牙難民，但史達林只給一些流亡領袖提供比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其他難民都被分配去各地，在條件惡劣的環境下為蘇聯工作。一些左翼的西班牙流亡者終於明白，蘇聯並不是什麼共產主義天堂，這是他們後來轉而系統地反對蘇聯的原因之一。
賓至如歸，墨西哥善待前宗主國難民
在被世界拋棄的時候，中美洲的墨西哥向西班牙流亡者張開了溫暖的雙臂。從1939年起，墨西哥就敞開邊境，允許任何想要避難的西班牙人進入墨西哥。大約有五、六萬西班牙難民前去定居。法國淪陷後，西班牙流亡政府曾一度遷至墨西哥。
孕育了瑪雅文明的墨西哥，在16世紀時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19世紀時獲得獨立。當前宗主國的政治流亡者湧來之際，墨西哥表現出非常友好的態度。其時執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雖然不是左派，但這個中間派政黨同樣主張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社會，他們對西班牙共和派很有同情心。
一些從法國漂泊各國的西班牙流亡者，在墨西哥找到了類似家鄉的環境。墨西哥人天性熱情豁達，流亡者在那裡被熟悉的母語——西班牙語所環繞。前面提到的詩人塞爾努達，他在流亡英語國家近20年之後，終於在墨西哥找到了用母語寫作的激情，並在1963年死於墨西哥。
對慷慨接待他們的墨西哥，西班牙流亡精英以他們的知識和勞動給以回報。當時流亡者中很多文人、作家和學者，墨西哥政府特地創辦了「西班牙之家」（後來變成墨西哥學院），為他們提供了科研和創作平台。由於語言相通，不少流亡者在企業、報社和大學找到了工作，在人文和科學等方面為墨西哥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今天，當前往美國的中美洲大篷車途經墨西哥時，那些窮苦無助的難民也同樣被墨西哥人所善待。幾個月前，墨西哥總統公布了一個名為「賓至如歸」（make yourself at home）的計劃，宣布將給那些願留在墨西哥的中美洲移民提供庇護與社會福利。這個有天主教信仰的國家一如既往，善待流離失所的異鄉人。
「保護責任」與國家主權資源的衝突
前幾年歐洲難民潮時，歐盟主席容克曾提醒說：「我們歐洲人必須記得，歐洲大陸上的所有人在某個時刻都曾是難民。」西班牙人對此言有特別的感受。他們的前輩在上個世紀逃難時，留下大量的史料見證，其流亡文學也是深入研究的課題。
無論是墨西哥還是西班牙，在接收他國難民時，都表現了正義感、人道精神和對於個體尊嚴的尊重。這種盡人道救助責任的做法，是對人類整體文明的保護。多年前，聯合國就提出一個概念：「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這個概念體現了世界主義關懷、良善的構想，但卻與國家主權和資源分配產生衝突。
在去年6月接收「水瓶座」號難民船之後，西班牙一時間獲得歐洲各國的感謝，歐盟也宣布支付一筆緊急援助金給西班牙。但這之後，西班牙成為海上偷渡難民的新目的地，難民人數因此暴漲，原來支持政府寬鬆政策的公眾輿論出現了轉向的趨勢，右翼政黨也趁機攻擊執政黨。
這就體現了國際「保護責任」與國家主權資源之間的衝突。對西班牙國民來說，國家主權應保障本國人民過有尊嚴的生活，接收太多難民會瓜分國民既有的社會資源，還會令該國面臨巨大的安全壓力。
一個良善國家怎樣平衡國際責任與本國責任？這是當今世界的一大難題。難民問題是全球性的，隨著各國極右民粹主義勢力的增長，美國等富裕國家都在逐漸放棄國際責任。目前，西班牙政府也被迫在壓力下稍稍收緊難民政策，但他們還在歐盟提出解決難民問題的方案，努力加強同周邊國家的合作，爭取從源頭上遏制非法移民浪潮。
這就是西班牙，那位滿懷正義衝動的紳士——唐吉柯德的故土。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