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台灣今年5月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眾人的生活就有了巨大的轉變。舊有的行事與思維似乎不再行得通，而新的常態也還來不及建立起來。伴隨這種模糊地帶而來的不確定性，引發了諸多焦慮與不滿，但也有許多轉變的契機蘊含其中。比如說，餐飲業的倒閉潮及轉型的可能；再者，從此發現某些白領工作或國際會議，可能得以採用在家工作或混合的型態；又或者，例如遠距醫療雖然技術上可行，執行層面上仍有諸多考量……等等的例證，不一而足。而在各種模糊地帶當中，如果是身份界定本身就常有灰色空間的兼具學習與勞動性質的人員，前述危機與轉機的震盪程度可能更大。
具體而論，大疫當前，實際上常需要「從做中學」的各類醫事實習生，同時面臨著疫情與工作與學習型態的波動，就是受到強烈不確定性首當其衝的一群人。誠然，各種職類的醫事實習學生想必受到諸多衝擊，由於筆者個人的經驗限制，本文討論的對象僅以實習醫學生為主，但或許可當成往後拋磚引玉的開端。
首先，幸運的是，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COVID-19疫情爆發較晚，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國外文獻可以參考。就筆者接觸到的資料看來，縱觀疫情的發展，他國對於實習醫學生是否參與臨床實習的討論，已逐漸從一開始的「避免染疫」，到「如何保護學習者並恢復臨床實習」，再到「是否應該／能否自願照顧染疫病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台灣疫情一開始的混沌不明，到現在掌握程度較高，在實習醫學生實習議題的討論上，似乎也有類似的走向。
再者，可喜的是，目前實習醫學生的相關措施有了較明朗的安排，比如衛福部在6月總算同意醫事實習生納入公費COVID-19疫苗施打對象。但令人較擔心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實習醫學生該如何進行臨床實習，以及相關的風險和保護等等，似乎未見相關單位如美國醫學會擬定大方向的登高一呼，也讓學生與各實習單位較感到無所適從。比如說，美國醫學會的《臨床活動指引》中Guidelines for clinical activities的部分，就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訊。茲舉一例，對於學生的臨床角色而言，美國醫學會區分了由「必修課程」、「自願活動」以及「直接照護」、「保持距離」所構成的四種不同組合，釐清這樣的定義，對於臨床活動安排的明確程度將有莫大的助益。
另外，就疫情下的醫學教育而言，已有論者提出具四點考量的風險評估模型，分別是：
（一）臨床與教育活動中的暴露風險要在合理可達成的範圍內盡量降低
（二）前述活動中的倫理益處要在合理可達成的範圍內盡量提升
（三）組織層次的努力（如充足的個人防護設備、視訊設備等）以降低學習者的暴露風險
（四）針對暴露風險要對學習者有明確的知情同意過程。類似這樣較為系統化的風險評估模型，也是當前在權衡臨床與教育活動之必要性時可以參考的重要資源。
最後，目前似乎檯面上還較少看到對於實習醫學生是否應該／能否自願照顧染疫病患議題的探討。除了疫情發展階段不同，或許也有某些文化、社會等複雜的因素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過，筆者想提的其實並不是「實習生怎麼不自願」這樣的命題，而是當前的學習環境，是否有足夠讓更多反思和自主性萌芽的機會呢？或許，這也是這場世紀大疫對我們帶來的重要課題之一。
※本文轉載自：元氣網醫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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