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近距離跟著蔡瑞月老師，閱讀到她的生命史，因為她經歷了白色恐怖。但一開始我聽到這些故事，並沒什麼太大的感受，直到進入這個家庭後，才深感蔡老師一生如何受到國民黨壓迫。我經歷到80年代當年蔡老師編舞劇《晚霞》遭國民黨文工會介入，最後舞劇被改名拿走，完全沒有讓她有尊嚴。
《二二八悲歌》舞劇之後 ，首度縱火
1990年，我從台灣帶了兩個孩子，蔡老師則從澳洲和我先生（蔡瑞月之子雷大鵬）一起，全家去中國保定探視雷石榆教授。她們兩人是在228那年520結婚，卻因白色恐怖而被迫分開。雷教授提到他當時在台北所看到的228，眼睛瞪的大大的形容：「整座城市好像瘋了！因為很多婦女披頭散髮，然後牽著腳踏車，到處走走停停這樣，有的找兒子，有的找先生。」他在講那個畫面的時候讓我起雞皮疙瘩，這是我第一次「聽」到228。
回到台灣後我就開始找相關228的資料，並在兩廳院的實驗廳做了演出，舞劇名字是《二二八悲歌》，卻碰到軍系的大學教授連署，要兩廳院未來不要錄用我的節目，認為挑撥種族情結。之後舞蹈社就遭到第一次縱火。
「傀儡上陣」的時代與創作：從蔡瑞月到親身經歷
到了1994年，蔡瑞月舞蹈社要被徵收回去，那一年其實衝擊很大：國民黨摧毀了蔡瑞月所有的，婚姻也被摧毀，整個家其實是撕裂的，連舞蹈社－對一個藝術家來講，可能是她一生最重要的部份－也想要拆毀。
那次，我人掛在高空十五樓（註：當年為搶救舞蹈社反拆遷而做的高吊演出），看到下面殘破的舞蹈社，正好銜接在很多豪華的高樓大廈，其實感觸很深刻。我知道我們的歷史，還有我們台灣的文化，有一塊是遠遠地被甩在一個角落，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下定決心，至少要花三年時間把二二八好好的做，所以接下來就做了一系列關於二二八的作品。但到了1999那一年，舞蹈社又被縱火，這跟馬英九市長換朝代一定有關係，事實上我就認為是台北市政府縱火。在廢墟裏面，蔡瑞月堅持在舞蹈社重建她早期的作品。
蔡瑞月老師早期作品《傀儡上陣》（1953年）。裏面有兩個角色。一個人用一條無形的線，傀儡就要跟著她動。這支作品裏面有一個搖籃，每次女傀儡要靠近嬰兒的時候，後面的『老闆』就會把線切斷，讓她沒辦法去靠近。這是台灣的人權作品，而且如此溫和。作品裏面有幾個八拍，傀儡像人一樣，三拍子地在搖著她的孩子。我很納悶「傀儡尪仔」怎麼會又變這麼美，像人在搖孩子？蔡瑞月說，「我就是日時無法度，只有暗時感受到抱著囝仔的感覺」，這是她在她的時代被人當成「傀儡尪仔」的作品。
「在自己的房間，找不到一個安息的地方」
從事藝術最重要的是自由，但蔡瑞月被監視許多年，還完成很多作品。哲學家巴斯克（Blaise Pascal）說的：「人類最悲慘的，就是你在你的房間裏面，找不到一個安息的地方。」這句話正是蔡瑞月老師一生最好的寫照。
談到建議，我認為，若沒台灣自己的藝術，台灣人的記憶，和對這塊土地的認同與感情，就沒辦法去真正擁有國土。過去的威權有些價值已內化，我們沒去解構，歷史真相又還來不及建構，而網路過度渲染發展的價值及以鼓勵消費掛帥的生活觀，如海嘯一樣衝擊我們的孩子，讓台灣是一塊浮在水面的土地，我們的孩子在這樣的衝擊中其實是很浮動的。如果這土地要穩，應該和我們的歷史、文化、藝術，從「根部」栽培台灣囝仔對台灣的認同。
如何培養我們的國土？要有眼光。眼光是來自這塊土地的生命力，我們的孩子對台灣的歷史還很陌生，教育部不應只是讓孩子去比賽考試，要讓他們真正走出教室，了解這塊土地的歷史與文化。
蔡瑞月說，「我就是日時無法度，只有暗時感受到抱著囝仔的感覺」。圖／郭文宏攝
為了孩子保留歷史與記憶
另一方面我也呼籲文化部，很多文化資產在國民黨執政下過度開發快速消失都沒在珍惜，對於未來要文化立國、文化立市，應該趕緊搶救剩下的文化資產，為孩子保留歷史與記憶，文化部和教育部要如何整合，做好課程規劃，讓下一代在這些歷史空間親自去學習。
而文化部和各地縣市的文化局，對本土文化和土地的連結要夠。像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玫瑰古蹟」這裏，台北市的考核委員在104年的營運成果報告，沒就成果報告來做審核，還對我們抱怨說：受難者已經凋零到沒幾個，你們還一直在講受難者。我聽了真的很嚇一跳！受難者就已經是死了，還是受難者，為什麼剩下幾個了就不要講？然後又批評我們太過於政治。我想，我們那個地方本來就是一個人權的場域，本來就是人權被踐踏的地方，我們不講是要叫誰講？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不能主張，不能講嗎？
另外像評議、審查好像根深蒂固，在蔡老師的時代就是受人控制，她要出國，那些審查的人就不讓她通過，為什麼來到第二代、第三代，還是那些人在審查？他們的想法就是反對台灣文化、台灣歷史、台灣認同，照樣來打壓你。我真的滿期待文化部門、教育部門能關心我們的第二代，認真地去培養我們的「國土」具有台灣認同的意識。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