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取美中經貿互動結構問題的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至今看起來沒有和緩跡象。美國從160億，加到500億美金的中國輸美產品關稅後，又計畫加增2000億美金的關稅。除此以外，美國通過強化對外國投資審查（CFIUS）的新規定，對中國學生與技術人員採行限制性措施。還發布「印太經濟戰略」，要求改革世界貿易組織以便對中國的違規可有更強應對等。可見這次的力度、強度與密集度是前所未有。
川普雖然強調美中貿易失衡，美中貿易逆差屢創新高，但美國過去針對這個問題是強調中國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如十年前出身紐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舒默（Charles Schumer）就建議對中國輸美產品課27%關稅，以平衡中國官方透過刻意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所搶佔的市場優勢。
可是現在的重點是在造成美中貿易失衡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官方的出口補貼，以市場換取技術、抬高市場准入門檻以迫使外國用投資中國來避免被課關稅、以及系統性地展開對歐、美、日等國的智財權竊取等。這些問題過去要嘛是政治不正確而被消音，或是擔心會引發中國強烈反應而被擱置。
但現在這些問題卻被大規模的討論，顯示美國內部的中國政策討論氛圍已經出現質變外，也看出川普政府官員對於美中貿易爭議是很當一回事的，因此會直攻結構，也不將美中經貿議題當成美中更高戰略關係的附屬。
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定性中國為貿易掠奪者
不少人至今仍對美中會打貿易戰感到不可置信，甚至還有人到現在依然不認為身為生意人的川普會願意與中國打貿易戰。這些人主張川普只是為了期中選舉的優勢，因此期中選舉結束後，美中貿易戰也就隨之煙消雲散。
對這些人來說，貿易戰必然是兩敗俱傷，就算達到殺人一千的目的，也會自損六百。對於這些un-believer，川普政府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提供了最有趣的反證。
“Today, American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are challenged by an economic competition playing out in a broader strategic context.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expand the liberal economic trading system to countries that did not share our values, in the hopes that these states would liberalize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provide commensurate benef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se countries distorted and undermined key economic institutions without undertaking significant reform of their economies or politics. They espouse free trade rhetoric and exploit its benefits, but only adhere selectively to the rules and agreements.”
“For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lowed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to grow. Other countries have used dumping, discriminatory non-tariff barrier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 non-economic capacity, industrial subsidies, and other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gain economic advantages. Today we must meet the challeng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ursue enforcement actions when countries violate the rules to gain unfair advantag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ngage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and other likeminded states to defend against economic aggression, in all its forms, that threatens our common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以上幾段摘自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與經貿有關的文字顯示，美國國安層級的考量認為與中國之經濟交往並不是為了賺更多錢以讓美國繁榮，而是藉由自由市場經濟使中國也接受類似的自由價值，並認同以法治與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國際規範管理，希望以此使中國溶入這個世界體系。
但之後發現中國對於自由市場認同是說一套做一套，選擇性遵守經濟規範，但卻一方面封閉自身市場，同時利用美國提供開放的貿易體系進行不公平的貿易掠奪。
既然中國無意轉向自由市場與法治體系，美國也就沒有持續單方面向中國提供市場以促其改革的動機。美國現在會採取行動以扭轉這個對美國實質並不公平的現象，並與同理念的先進工業民主國家共同合作，以對抗（中國）威脅美國（與同理念國家）共同繁榮的經濟侵略。
值得注意的是，當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將貿易視為中國不願接受自由秩序的例證時，這意味著90年代以來將貿易視為美中關係潤滑劑的建制派共識已經被改變，也表示當年認為透過經濟交往發展中產階級以促進中國政治改變的主流看法，失去了支撐。
當經濟變成了美中爭議的來源之一，還是中國無意溶入自由經濟與法治體系的例證，而中國基於種種理由採取了不妥協態度，就使得這個經貿爭議的意涵遠遠超過美中巨幅的貿易赤字以及美國工人的失業問題，而出現了類似美蘇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成分。
232、201、301都在去年中就已發動
此外，川普發動貿易戰的起始點不是今年三月。而是在去年四月就開始。記得去年四月初川普與習近平在佛州莊員展開首度的非正式峰會，當時大家都認為川普回歸一中政策，與習近平達成展開安全與戰略、經貿、文化與社會、以及網路與法治等四個高級別對話的共識，中美關係重回正軌，川蔡電話的效應已經煙消雲散了。
但大家可能沒注意到，就在去年四月川習佛州莊園會結束不到兩個星期，川普下令商務部就鋼鋁傾銷一事展開232調查。在去年七月美中經濟對話中國沒有提出百日減赤計畫，導致這個經濟對話罕見的沒發新聞稿，一個月後川普下令貿易代表署針對中國展開特別301調查。甚至原先是美國民間公司申請對南韓LG發動的洗衣機反傾銷調查，在去年秋天時美國政府忽然自動加入對太陽能板的調查。對太陽能板與鋁的調查都是針對中國。
由於這些調查須遵守一定的法律程序，在今年二三月剛好走到一起，這才引發外界以為美國是在今年發動貿易戰的錯覺。
這個事例也讓我們知道，川普本人對於美中貿易的看法在選舉前後都沒改變，中國對川普家人下的功夫可能影響的是川普個人對習近平的觀感，但沒影響其對美中貿易的實質認知。而川普政府也的確在一開始試著與中國談談看，採用建制鴿派的建議，但七月美中經濟對話沒有結果是個關鍵點，因為習近平對川普的個人承諾沒有被落實。
之後美國對中國態度越趨強硬，只是當時專注於「十九大」權力重整，習近平在忙著鞏固自身領導威信與部署親信，導致官僚在擔心被整肅的情形下無意上達美方態度，或是這些官員本身也沒注意到這些負面訊息。在敏感性不夠的狀況下，啟動讓歐美對中國做出負面定性結論的終身制修憲作為。
這些因素導致問題出現時，中國的反應是驚慌失措，不知這些「反華」作為從何而來。當中國都會對有意與其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美國出現嚴重誤判時，也暗示了中國對台灣在過度自信下所產生的誤判，情況有可能會更嚴重。
華爾街對美中政策的影響力在式微
過去無法想像的美中貿易戰不僅開打，還在持續升高，除非中國應允美國對於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否則完全沒有下降趨勢。這與華爾街主導的「以和為貴、見好就收」的行為模式差異甚大。這也顯示華爾街對川普政府的商務、經濟與財經的決策影響力在式微。
華爾街對中國的興趣在中國加入WTO後，特別是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資銀行對中國下了不少工夫（其中不少是得力於進入金融圈的台灣官二代之協助）。特別是在鮑爾森從高盛執行長犧牲千萬身價「屈就」小布希政府後期的財政部長後，華爾街對於美國經濟政策，特別是對中經濟政策的影響力更是達到高峰，甚至支配了美國對中的整體政策。
原先佐力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九月說的是「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 （Responsible Stakeholder）。但之後在華爾街主導對中政策下，中國直接成為負責任的關係者。
在2008金融海嘯發生後，眾矢之的華爾街更出現呼籲透過美中G-2共同管控世界的呼聲。鮑爾森提出「美中經濟戰略對話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之後在歐巴馬政府擴大為「戰略暨經濟對話」。這段期間華爾街對美中關係的影響力更上顛峰。
但正因2008金融海嘯大挫華爾街在美國的政治發言權，華爾街的政策影響力因此出現緩慢的下降趨勢。胡錦濤四兆人民幣信用擴張政策的苦果也在2012年後出現，當時如果沒有政府持續信用擴張與挹注貨幣供給，中國經濟實際上是出現萎縮的趨勢，獲利降低也使華爾街對中國未若先前的興趣。
習近平上台的反貪腐動作也帶來新的變化，過去與江澤民等合作的外國企業發現傳統的遊戲規則不能玩了，不僅需要時間建立與習近平的關係，其過去與中國權貴交往現在反而變成習近平用來打貪反腐的證據。
雖然王岐山作為中美聯繫還是有一定作用，但習近平大力反貪的作為下，出現了為求自保而不做不錯的官場文化，這使外國企業的傳統操作增加不少變數。
因此華爾街本身在美國的政策影響力是下降了，而中國也不再是遍地金雞母，其綜合效果是過去做為中國在美國遊說最有力代表的華爾街不再是喊水會結凍，且與過去相比較，華爾街現在也更沒動機幫中國遊說。
經濟權力集團的組合正在改變
放在更大的框架來看，華爾街影響力下降的現象與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出現變化有關。歐巴馬政府時代美國出現了頁岩油革命、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大數據與演算法推動了新的社會模式與新興產業，還有新能源與電動汽車，以及3D列印技術的發展等，都使得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引擎組成出現變化。
以上種種的破壞式創新不僅帶來美國的製造業復興，對全球供應鏈的組合也隨之有所調整。十年前歐巴馬希望製造業從中國回美以便提振就業，當時就被蘋果打臉，說美國不具備足夠製造技術人力以支撐這樣的政策，但十年後當川普發動的類似要求，反而出現製造業從中國出走的供應鏈重組現象。
跟著此次美中貿易戰所出現的種種現象，背後顯示的全球化與經濟轉型意涵，以及美國國內經濟勢力的變化，因為代表了經濟與產業結構的改變，這些跡象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
此外，當大家關注台灣有多少產品會被美中貿易戰的流彈所傷時，更要關注其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包括重組的方向與規模等。
期中選舉後可能會暫時盤整，但貿易戰會持續進行
美中貿易戰在課2000億美元關稅後，再復課徵餘下中國輸美產品關稅的可能性就不高，因為如果2500億課稅沒有效果，再多課稅可能也無濟於事。可是包括美國針對中國技術、投資與人才的國會立法內容，以及其印太經濟戰略的未來行動所帶來的效應需要被關注。
雖然台灣有多少產品會被美中貿易戰的流彈所傷是現在的焦點所在，但其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包括重組的方向與規模等，則會是更根本的議題。畢竟如果未來美中經濟會出現分道揚鑣趨勢時，台灣需早日有準備。
※本文轉載《中國暨兩岸情勢雙週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