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遠在彰化的倉庫，在拆了一半之際，暫時被搶救下來。這幾天，我常常想起小時候住在彰化時，要去辭修路的阿姨家時，走的那條有著斑駁高牆的巷子，那座倉庫是否就藏在那道高不可攀的圍牆裡？逾百年，直到這一刻，我們家搬離彰化近三十年後，始知它的存在……
這座與我的童年擦身而過的倉庫，到底是一座怎樣的倉庫？這幾天在一筆又一筆日治時期的文獻裡找尋它的蹤影，從最早的一棟189坪變成二棟307坪，經營權也從台中州農會易手為彰化振業信用組合（註1）；這一路的轉折，最後穿透彰化振業信用組合的歷史，向我走來的竟是一個又一個1920年代以來滿懷理想的彰化進步青年……
根據1941年台灣總督府墾殖局的統計資料，台灣大大小小的農業倉庫一度多達250棟，分由125個單位經營。這是歷經近二十年的時間達成的數目，背後是一頁台灣稻作發展的滄桑史。1920年代初，台灣在來米在日人的選種改良下產量大增，移殖自日本的蓬萊米也已試種成功，正蓄勢待發，要全面紮根台灣的土地。為了控制輸日米穀的品質，台灣總督府開始獎勵農會建造農業倉庫。從1922到1925年，有11棟農業倉庫陸續出現在沿著鐵路緃貫的城鎮。彰化這一棟，正是其中之一。
不過作為首批，作為一種創新，農會倉庫業務的開展並非順利。農民將收成的稻米寄放倉庫，委由農會碾米加工貯藏，最後也由他們販賣，這對當時的農會是一項挑戰，因為他們的主力是農作改良；而且農會並非金融機構，缺乏資金的流通運作。於是1930年以後，台灣總督府轉而補助產業合作事業單位（產業信用組合），鼓勵他們建置並經營農業倉庫。
當時彰化農業倉庫的經營者台中州農業，轄下尚有台中與員林兩座農業倉庫。在難以為繼的狀況下，台中州農會先於1934年6月廢止台中農業倉庫經營，1935年6月也讓員林農業倉庫走上同樣的路，彰化農業倉庫也不得不於1936年7月面臨相同的命運。台中和員林倉庫都在廢止的同時，即由台中厚生與坡心信用組合接手經營；彰化倉庫則在關閉幾乎半年後，才在彰化振業信用組合的請求讓渡下，於1937年2月以「彰化振業農業倉庫」之名重新掛牌開張。（註2）
「彰化振業信用組合」成立於1918年。1932年出版的《台中州下產業組合》詳列當時台中州各地的產業組合，介紹到它時，特別提到其下設有社會事業部，每年都會從剩餘金撥款救助窮民。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信用組合？又如何承接「彰化農業倉庫」的經營呢？
翻開1939年出版的《全島產業組合現勢》，賴和、吳蘅秋、楊老居、李中慶等人出現在彰化振業信用組合的理監事名單中。1930年前後的《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吳蘅秋、李中慶、石錫勳等還躍上新聞版面，力阻振業信用的理監事或組合長修法自肥；1930年1月25日，更記載組合員賴和出面大聲疾呼：「名譽和金錢是人們都要的東西，然而往往不能一舉兩得。亦要名譽職，亦要月給，這是多麼矛盾的要求！」
在這一連串關於地方信用組合的報導中，彰化還有一個以「彰化同志」為名的信用組合，林篤勳、許嘉種，甚至王敏川，也不時以理監事或組員的身分，出面對抗「彰化同志信用組合」的不法或腐敗。
賴和是台灣文學之父，彰化的仁醫；還有自祖父那代便在彰化街頭行醫濟貧的磺溪醫院的楊老居。不只他們兩人，這些在各信用組合大會堅持公平正義的青年，不也都是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的重要同志嗎？而進一步追究，他們更大多出自彰化同志青年會。
有別於後來如雨後春筍在全台各地成立的青年會，1914年，一群彰化的青年率先組了「彰化同志青年會」。1922年，因當時會長思想守舊，新進會員為了鼓舞士氣，倡議廢會長制改幹事制，卻受到當局干涉，派警察搜查幹事中最激進者許嘉種的家宅，致他無端遭監禁五天。1923年夏天，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組成的「台灣青年會」，返台進行文化巡迴演講，首站彰化，彰化青年會為之後援。結果幹事林篤勳、賴和、李中慶和楊木四等四名醫師以藥物檢出阿片遭取締。後來獲判無罪，始還他們清白。
「元來彰化的人，是好學、富於進取的精神；凡要革故鼎新的事，都是首唱沒有落於人後、理解新思想的人。比較別的地方是多的。不像守舊的地方畏首畏尾，觀前顧後，優柔不決，凡事若有理解卻是向前直跑去了。這個毅然勇為的點，是彰化人的特點。」1924年9月11、21日，既是彰化同志青年會的一員，亦屬東京「台灣青年會」的黃呈聰，在他於東京發行的《台灣民報》，發表了〈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案〉，為連番遭到壓迫的彰化同志青年會發聲；也點出了被當局視為「危險思想根據地」彰化所孕育的青年，一身充滿改造社會新元氣，是新台灣進步的動力。
在彰化同志青年會成立的前一年，1913年《產業組合法》在台實施。起初，彰化同志青年會的青年對此制度並不感興趣；但不久，他們注意到1905年由吳蘅秋伯父吳德功參與設立的彰化銀行於1910年將本店遷往台中。於是在關注彰化屬於庶民金融機構的議題下，林篤勳、許嘉種、黃呈聰等投入「信用組合」的探索，終於促成1916年「彰化同志信用組合」的誕生。隔年，黃呈聰也在家鄉帶領成立「線西信用組合」；1918年，「彰化振業信用組合」也跟著成立。
「產業組合的精神，是為中產以下階級謀求金融的便利性。」就像1929年11月17日《台灣民報》記者的報導與監督，相信當時的彰化青年也是懷抱著這樣的胸懷，以行動投入產業組合，藉此與社會結合在一起。「彰化振業信用組合」成立社會事業部門，更是將此精神推到極致。1937年，該組合接手被廢止的彰化農業倉庫的經營，應該也是一本彰化青年的初衷吧。
這座目前拆了一半的倉庫，作為台灣農業倉庫的首批，在土礱作業的舊時代，示範了一種現代化的米穀調製、包裝及儲存空間，在台灣的農業發展史上自有難以磨滅的地位，特別在其他首批成員皆已消失的今天更顯可貴。但當它以「彰化振業農業倉庫」之名，從台灣日治時期的文獻浮現時，它的定位就不僅於此。這是我兒時擦身而過的一座倉庫，堆疊出層層充滿青春熱情的生命光彩，進而連結了一頁我過去所不知道的彰化歷史，原來我來自這樣一個地方。
「很多的人說彰化是台灣文化運動的中心地。是不是中心地且不說，許多新人物的從彰化產生出來，這是不能諱的。我在廈門、上海、北京所看的台灣留學生也是彰化最多，東京的彰化學生也是很多罷。」台灣新文學旗手張我軍1926年寫在《台灣民報》〈南遊印象記（三）〉的這段文字，呼應著黃呈聰筆下的彰化青年，此刻讀來是如此的真實可以貼近。
看著近日為了搶救那座拆了一半的倉庫，四處奔走的彰化青年，有如八十年前《台灣民報》裡為了追求公平正義而現身的彰化青年。歷史交錯之間，他們搶救的不只是一棟半毀的建築，還有一股黃呈聰所謂「毅然勇為」的彰化精神。
至此，我兒時擦身而過的一座倉庫，那座如今被拆了一半的倉庫，在我心裡已成為彰化精神不死的象徵。
註1：參考《台灣米穀要覽》昭和4年及昭和9～16年，《台灣農業倉庫事業成績統計》昭和6～12年及昭和14～16年。
註2：參考《台中州產業狀況》昭和十一年版p.100~102、《台中州農會會報》第二十八號p.236~239及第二十七號p.245~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