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參與反對「米穀統制」運動
吳三連在《臺灣新民報》日刊從無到有的草創階段積極投入各項工作，為其奠立良好基礎。一年半之後（1933年10月）奉派擔任新民報東京支局長，支局長的任務包括：採訪新聞、招攬廣告，以及從事抗日政治聯繫，在這些例行任務之外，他在東京還幹了一件「臺灣人抗日運動史上的最後一件事—反對米穀統制」。
事件起源是1931年前後，日本因國內稻米產量增加，又面對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的米進口，導致米價下跌，日本農林省開始有米穀統制之議。但米穀統制的問題相當複雜，因為即使在日本國內，米穀商的利益與農民相反，反而與反對米穀統制的殖民地人民相近；都市選出的議員看法與農村選出的不同；內閣中農林省與拓務省立場迴異。而即使在臺灣島內，在官方卵翼下的製糖業，立場也與種稻的農民不同。
如果從現存的新民報社說內容追索，可以發現，光是1934年間，政策風向就數度轉變，6月2日社說〈唱貿易自由主義者漸多 統治外地米之難關〉還樂觀地認為，振興對外貿易是日本國策，此自由貿易理念與管制經濟衝突，況且（日本）內地之產業與金融資本家為避免米價高導致工資漲，也都不希望管制臺灣米進口，統制政策未必得行。但到了9月間，由於臨時性的「米穀移入調節法」將在隔年3月底期滿，日本農林省在政友會議員要求下頒布了「米穀對策調查會」官制，米穀統制立法行動再起。9月7日社說〈外地米統制論再燃〉對此趨勢表示關注。
10月開始實行統制風聲益亟，10月1日新民報社說〈斷然反對外地米統治原案〉，面對日本農林省此一嚴重打擊臺灣的立法，呼籲不能只有一部分人上京請願，而是必須「進行大規模民眾運動」。10月10日另有〈米穀政策再檢討之必要〉，援引前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的論點，認為長遠看來，日本在人口增加之下，未來終須仰賴殖民地米糧進口，因此不宜實行統制。但從日本當年米穀歉收，並無實際輸入統制需求，但不論民政黨、政友會或農林省卻仍積極推動統制政策來觀察，顯示統治者心意堅定，該報因此呼籲〈外地米統治仍不能樂觀 需繼續的堅持反對〉。
上述幾篇與米穀統制政策相關的新民報社論，時間點雖是在1934年間，但應可視為與吳三連及其同志們在東京所從事之反米穀統制運動互為表裡。
在各方角力的錯綜情勢下，1936年日本國會臨時會通過「米穀自治管理案」，訂定管制比例。熱心米穀統制的臺灣總督小林躋造隨即制定「臺灣米穀移出管理法案」，更嚴格的規定臺灣輸日米糧由總督府以（低於市價的）統一定價收購，再銷往日本，理由是若不抑制米價，無法鼓勵蔗糖、黃麻、苧麻生產，也無法釋出工業所需要的農村勞動力，這等於公然要求讓殖民政府完全控制臺米輸日價格，居間賺差價，第一次遭農林省否決。但小林鍥而不捨，讓該法在1938年通過， 1939年5月10日，臺灣總督府頒佈「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
臺灣議會請願團抵達東京車站時，與前來歡迎的當地臺灣留學生共同合影，攝於1924年。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為反對米穀統制，由林獻堂領銜的「臺灣米輸日反對同盟會」，曾連續組團到東京請願。1937年後，中日戰爭爆發，臺灣島內不再允許任何政治活動，相關活動只好全部移轉東京進行，當時在東京的吳三連成為「在東京的總聯繫人」，期間一度被日本警察拘捕關押，仍持續為反對米穀統制案在日本政界奔走，並獲當時門生、親信廣佈日本眾議院的前臺灣總督（當時是樞密院顧問）伊澤多喜郎大力協助，造成了很大的辯論聲勢。眾議員荒野隆夫，根據吳三連寫的小冊子在眾議院連番激辯，最後法案雖通過，卻充分暴露臺灣總督府的不義，使其顏面盡失。
荒野隆夫用在眾議院辯論中的這本小冊子，是吳三連在1938年6月間印發的《臺灣米穀移出管理案威脅非常時期的糧食政策》。1939年冬天，吳三連又避居神奈川鄉下一周，進一步完成《臺灣米穀政策之檢討》，以反米穀統制運動同志劉明電名義交由岩波書店印行，發送日本上、下兩院議員及有關人士，由於該書從理論上將臺灣總督府的計畫攻擊得體無完膚，加上荒野隆夫議員曾根據該書論點對總督府提出批評，讓該案差點被否決。總督府因而惱羞成怒扣押該書。
當這場反對米穀統制運動壯烈落幕，吳三連15年的記者生涯也進入尾聲。在「臺灣米穀移出管理法」的國會辯論中，一度處境狼狽的臺灣總督府，已暗中向《臺灣新民報》臺北總社方面施壓，要求將吳三連撤職，社方在軍人總督小林躋造的氣焰下只好照辦，於1940年2月將吳三連撤職，由通信部長兼論說委員葉榮鐘繼任。但他本人當時並不知情，被告知是要調回臺灣，直到1966年左右，葉榮鐘開始寫《臺灣民族運動史》，他才知道自己當年是被解職的真相。他自知在日本這段期間的活動與言論，得罪臺灣總督府甚深，因此選擇先不回台灣，而是前往日本佔領下的華北平、津避禍，直到戰後返臺，才在政界、商界與報界，陸續開啟他精彩的人生下半場。
五、結語：做為群眾政治家的記者吳三連
日本學者向山寬夫在其《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中，將日治時期的臺灣民族運動分為「資產階級民族運動」與「無產階級民族運動」，其中「臺灣文化協會」在1927年初的分裂，是日治臺灣民族運動兩股潮流分道揚鑣的伊始。令人玩味的是，從上述種種經歷顯示，出身貧窮家庭的吳三連所參與的，顯然是「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這一支力量。在其所身處的時代，不同於大多數的留日臺灣學生來自家有餘裕的家庭，吳三連出身貧寒，在求學過程中因緣際會得以結交許多來自中產，甚至富裕人家的同窗好友，而成為日治臺灣「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中的重要成員。從最早的「東京青年會」，以《臺灣民報》一系列刊物為樞紐，一路參與這場民族運動直到戰後。
如果將吳三連的際遇與同時期的另外一位重要台灣報人李萬居（1901-1966）做比較，會發現類似的身世背景，際遇卻有很大不同。李萬居比吳三連小兩歲，同樣出身海邊窮鄉（雲林縣口湖鄉梧北村），戰後也一度活躍於臺灣政壇與報界，李萬居在早年的發展軌跡與晚年的處境上，與吳三連都有很大的不同。李萬居在1947到1961年間辦《公論報》，吳三連則在1959到1989年去世前為止，參與《自立晚報》經營，兩人並曾在1951到1957年間，同時擔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三屆省議員。李萬居1924年從日治臺灣西渡中國，加入五四運動後中國的知青報國風潮，留法深造而奠定其日後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民主政治理念；吳三連卻因為在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就讀，透過與其不同社經地位的同儕得以結識許多資產階級人士，而獲得資助東渡日本，進而參與以「臺灣文化協會」（及其分裂後之支派）、《臺灣民報》系列刊物為核心所進行的一場臺灣民族運動。
他與這部分之民族運動史裏的幾位資產階級重量級人士都很有淵源，除了公誼，還有私交；民族運動前輩蔡培火，是他與夫人李菱女士的介紹人；兩人相親地點則是在大他六歲的陳逢源臺南家中；林獻堂的助手洪元煌也曾經替她說媒未成，當時他還曾在投宿林獻堂家中時，就洪所介紹女方詢問林獻堂夫人意見；他在擔任《臺灣新民報》東京支局長時，與楊肇嘉、劉明電號稱「米管案三勇士」，當他在反米穀統制運動期間被日本警察拘捕，楊肇嘉動員關係極力營救，劉明電則同意掛名為他出版牴觸當道的禁書。以上所提到的每一位人士，無不有相當身家，其中當然也包括提供獎學金讓他完成七年預科與大學學業的板橋林家。天賦加上努力，或許也多少帶點幸運，吳三連的人生際遇明顯的突破了階級藩籬。個人的生命史固然有其獨特性，但個人在時代中的際遇便牽涉到周遭環境與情勢，吳三連的人生經歷，也相當程度的印證了矢內原忠雄「台灣的殖民社會運動不可避免的是超越階級的民族運動」的論點。
從他自己的回憶錄，與其他有關文字中可以看出，雖然沒錢參加前往日本的國語學校畢業旅行；獎學金遲到時，會因繳不出學費，被學校張貼催繳公告而困窘不堪，但吳三連從青年期開始，在同儕中人緣就相當好，不論是在學校或在新聞記者崗位上總是與友朋親善、獲得推戴，在人生的重要關頭，又常得前輩眷顧提攜。不論是林本源大掌櫃許丙，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蔡培火的幫助，或者岳父李兆偉的欣賞，甚至連日本元老政治家伊澤多喜男，都對他「賞識有加」而與他成為了「忘年之交」。或者正如他在告誡子女時所說的：「我是出身窮苦家庭，家無恆產，自幼年就艱苦奮鬥，我之所以能夠生存，而且開剏前途，固然靠著堅忍的毅力，和健康的身體，但最使我感念不忘的是靠朋友的幫助。」
朋友固然重要，但他之所以能在日治台灣民族運動的推動中，幾度扮演關鍵角色，則與他是一位專業傑出的記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大學讀的雖然是商科，吳三連在完成大學學業後卻選擇當記者，因為「新聞界沒有民族歧視，而且思想自由」。而如果不是經過大阪《每日新聞》七年紮實線上記者的嚴格訓練，他就不可能在1932年《臺灣新民報》日刊創刊時，成為林獻堂等人心目中主持日刊編政的第一人選。
即使出身寒微、家無恆產，記者吳三連，憑著一股為臺灣同胞伸張正義的熱情，與一支健筆，皇皇讜論見諸報端，就足以引領輿情、撼動人心，與達官顯貴、公卿將相平起平坐是為平常。這種讓他能無懼臺灣總督府威嚇，在日本國會政策辯論中引領議題的技能與勇氣，正是一位新聞記者做為「群眾政治家」的具體實踐。吳三連戰後從政，成為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而他青年時代的記者魂，在日後接掌《自立晚報》的階段又再度顯現，為臺灣社會另一階段的發展做出貢獻。
※本文轉載自《台灣史料研究》第55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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