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每日新聞》到《台灣新民報》
目前可以看到的吳三連為《臺灣民報》系列刊物所撰寫的文字，大部分集中在他任職於《臺灣新民報》階段，也就是在這份刊物的發行地終於可以從日本遷回臺灣並開始發行日刊之後的事。《臺灣民報》在1926年7月獲准遷臺，1927年8月1日正式在臺出刊。
關於爭取遷臺的持續努力過程，根據《臺灣民族運動史》中的記載：爭取遷臺獲准，大致上是得力於對臺灣人較友善的第三任文官總督伊澤多喜郎，居間奔走的主要是蔡培火，與其對口的是伊澤總督的親信，警務局保安課長小林光正。《臺灣民報》在獲准遷臺前（1925年7月12日）已改為周刊發行，接下來便以在島內發行日刊報紙為目標。
《臺灣民報》獲准遷臺的前一年（1925年），吳三連從一橋商科大學畢業，同年7月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擔任經濟記者，他對於自己之所以會選擇當記者，是這樣描述的：
那時留學生的出路，學醫的做醫生，學法的做律師，學商的進商社。我既然是學商又是接受林家獎學恩惠，順理成章的路應該是進入林家商社事。但因林家事業進入由政府管理狀態，所以情形也就不一樣了。最後我決定選擇自由業—做新聞記者；因為我發覺新聞界沒有民族歧視觀念，而是思想自由。
決定要投身記者工作，吳三連在同情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日本友人，大阪《每日新聞》經濟新聞組主任松崗正男的協助下，進入《每日新聞》擔任經濟新聞記者，成為日本新聞界第一個臺灣人記者。從1925年到1932年，他在正統日本大報經歷了七年正規的新聞記者養成訓練，這種資歷在當時的臺灣子弟中，找不出第二個。所以當1932年《臺灣新民報》決定發行日刊時，他自然成為眾人心中第一任總編輯的不二人選。
發行日刊所需要的資本與周刊不可同日而語。1928年，留學東京時曾參與《臺灣青年》編撰工作的羅萬俥從美國留學返臺，與蔡培火積極奔走募資，1929年1月13日在臺中市成立資本30萬圓的「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以林獻堂為董事長，羅萬俥任常務董事，林柏壽、林呈祿、李瑞雲、林資彬、蔡培火五人為董事。1930年3月2日，「臺灣民報社」股東以一比一換股成為「臺灣新民報社」股東，兩社合併，自3月29日起《臺灣民報》周刊改題為《臺灣新民報》周刊。資金有了，但爭取臺灣總督府批准日刊發行的過程仍舊充滿曲折艱辛。終於在1932年4月15日，推出了《臺灣新民報》日刊第一號。
《臺灣新民報》日刊發行，吳三連受林獻堂、蔡培火之邀回臺擔任日報總編輯，是其與《臺灣民報》一系列刊物之淵源的總其成。吳三連回憶當年的狀況：
許可證批准了，公司本來早就組成了，但是，相對於周刊，日報的人手、設備不可同日而語。負責人士都是合作抗日甚久的朋友，他們當然想到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和在該社當記者的我。我的岳父、我的經濟組新上臺主任下田章美，都反對我離開大阪。但是林獻堂、蔡培火等人都堅持要我返臺。他們說，只有你有日報經驗，不共同來做的話，如何辦成？使命感使我做了最後決定。
難以拒絕同志呼召，吳三連放棄日本大報記者的穩定生涯，毅然攜家帶眷回臺投入日報發行工作。發行日刊必須自設印刷廠，吳三連還為新民報引進了大阪《每日新聞》的重要協助，「自輪轉機的購買以至工廠的設計，機件的裝置，活字的安排，都是大版本社派人來臺指導。甚至輪機的操作、紙型的搨製、鋅版的鑄造，也是靠他們所訓練的工人解決的」。
《臺灣新民報》草創階段人力吃緊，吳三連曾經一人兼做四個職務，編輯總務（總編輯）、論說委員（主筆）、整理部長（總經理）、政治部長（政治組主任），在1932年4月到1933年10月這短短一年半期間，吳三連以總編輯身分為新民報寫了大量的稿子，包括社論、評論，以及短評，但由於《臺灣新民報》日刊版戰後以來下落不明，現存內容系來自楊肇嘉的剪報留存。既兼主筆，新民報社論必有出自其手筆者，但因社論不具名，無法確認作者，只有現在收入《吳三連全集》第一冊「戰前政論」中，從1932年7月至12月間的55篇「評壇」專欄文字，及從1932年4至5月間、1933年5至11月間的「爆彈」專欄文字可供考察。
「評壇」專欄是吳三連用筆名「延陵子」發表的，現存的55篇以主題性質區分列表如下：
表一、吳三連在《臺灣新民報》「評壇」專欄發表的55篇評論分類表列
圖／作者自製。資料來源：《吳三連全集（一）：戰前政論》
從表一中可以看出，吳三連的評論文章多集中在與其財經專業相關的議題上（佔55篇中的28篇），另外也旁及國際政治、日本與臺灣政情（佔16篇），以及臺灣社會狀況。
在國際局勢方面，1932年間，一戰後由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成立的「國際聯盟」為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滿州）派李頓爵士組團調查，9月4日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佔領行為是錯誤的，滿州必須交還中國，中國及其他國聯會員國對報告都很認同，日本外務省及軍部則態度強硬，宣稱日軍行動為正當防衛，揚言進一步行動。吳三連在10月4寫了〈發表されたリツトン報告：一片の報告に終らん〉向臺灣同胞說明此報告內容，他認為日本堅持「光榮孤立」，造成滿州問題的解決前景悲觀；對於「國際聯盟」當時已經無力調解各種國際糾紛，名存實亡的狀況，他在稍早（9月23日）〈囯際聯盟の解消論：乱れた囯際間の協調〉已有著墨認為國聯維護世界和平之理想既無法實現，各國又何必繼續負擔運作聯盟費用？
12月11日的〈囯際聯盟唯一の功德：果報者スィス囯〉嘲諷耗費龐大的國聯組織唯一造福的，只有因各國人士大量湧入其總部所在地日內瓦而贏得商機的瑞士；接著（12月14日）他又以〈聯盟の米露召請問題：聯盟の無力を證明したもの〉說明國聯大會通過邀請美國與蘇聯加入（美國從未參加，蘇聯則是到1934年才加入），希望能藉強國的加入斡旋來解決滿州問題，但卻也正顯示其目前的無力。日本因不滿國聯對滿州問題的態度，在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但從其評論的角度可以看出，吳三連所採取的，並非日本政府立場，更像是第三方觀察者的角度。
在日本政情方面，當時日本由「政友會」與「民政黨」兩大政治力量合組號稱「挙國一致」的齊藤內閣，但兩派依然角力不斷、政潮洶湧，吳三連在〈滿鉄縂裁の任命〉（7月27日）、〈永井拓相の陳謝問題：挙國一致內閣の実何处にありや〉（8月30日）兩篇評論中都點出，齊藤內閣夾在兩派間，內閣人事安排動輒受掣的窘況。在〈政友會急進派の策〉（8月20日）則點出政友會的遞信政務次官志賀和多利以對內閣「時局匡救案」不滿為表面理由辭職，是政友會與民政黨兩派衝突的表面化，更批評政友會急進派欲策動倒閣的不智。
前文曾經提到，不論是《臺灣民報》遷臺發行，或《臺灣新民報》發行日刊，都是藉由臺灣總督府中親民政黨勢力的協助，臺灣知識菁英們在政治上的親民政黨態度，在吳三連身上也可以清楚看到。不愧是日本大報記者出身，吳三連對當時國際情勢與日本政情瞭若指掌的分析，讓臺灣讀者們雖在汪洋一隅，卻得窺世界大勢堂奧。正如他在〈新聞と文化〉（7月2日）一文中所指出，讀報能拓廣知識見聞，了解世界大勢、自身處境，而啟迪民智正是「臺灣文化協會」以降，臺灣知識菁英們之所以熱衷辦報的初衷。
本於財經專長與大阪《每日新聞》經濟組記者的訓練，吳三連對財政問題著力甚深，當時日本國內與殖民地臺灣都陷於經濟困境，日本國會為挽救經濟召開臨時會，藏相（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於1932年8月25日在國會說明財政政策，吳三連在8月27日就寫了〈高橋蔵相の演說：期待してよいか〉，嚴厲批評高橋提出的救濟方案杯水車薪，以貨幣寬鬆刺激景氣將使通膨惡化，對於各界最關心的日圓匯率問題卻避重就輕、隻字不提，對中央政府財政的批評拳拳到肉。
有關日圓幣值的討論另有〈為替の前途如何〉（8月10日）一文，分析日圓在中、美因滿州問題抵制日貨，各國又普遍施行關稅壁壘導致外貿拓展困難，諸般因素恐非只靠貨幣寬鬆政策就能解經濟困境。但日本政府繼續放任日圓劇貶，吳三連在11月9日又寫了〈円は何处へ行く？：底知れぬ為替相場の低落〉，指出日本已打算退出「國際聯盟」，國際債信又十分低落，因此對日圓匯率創歷史新低他毫不感到意外，預期前景將更悲觀。此文因為措辭激烈，在第二段中間被部分刪除。
除了以「評壇」專欄宏觀評論世局國政，「爆彈」短評則是吳三連直接與臺灣時事對話的精彩意見場域。當時在他手下擔任社會採訪組記者的劉捷回憶：
日刊的編輯部在晚間三更半夜工作，吳先生編完日文版之後，還寫短評專欄「爆彈」，專門轟炸日本官方的惡政、不合理的壓制；…臺灣總督府對於言論管制甚嚴，因此吳先生執筆的「爆彈」常在半夜裡遭到檢閱官的命令，刪除全部或一部分…
「爆彈」專欄每篇包含數則短評，每則或各自獨立、或彼此相關。在這些短小精悍的短評中，吳三連持續觀察日本軍部在內閣中越來越高的氣焰。1933年11月間，日本軍部逼迫年事已高的高橋藏相編列令其滿意的軍事預算，在財政、經濟問題叢生的政情下，編列高達十憶日圓的驚人軍費，吳三連借用當時民政黨黨魁若槻禮次郎的話，形容這簡直是「讓骷髏架帶著槍砲往下跳」的險舉。他並進一步指出，以當時政情，把國防預算置於諸般產業之上，並將最迫切的農村救濟方案的預算拋諸腦後，讓人難以苟同。
吳三連也非常關注殖民政府對臺灣的經濟管制。1933年9月23日的「爆彈」專欄中，有好幾則是關於日本決定要對臺灣實施「米穀統制」，規定稻米輸日需由官方統一價格收購，吳三連痛斥此政策是農林省犧牲殖民地人民的「最後一張牌」，昔日要求增產供應日本國內所需，如今因日本國內稻米豐收而「兔死狗烹」吳三連對日本殖民政府的這項苛政非常憤慨，曾經為此事在「電燈煌煌照耀下」的新民報編輯部當場動怒：
有一次他不知受了什麼刺激，突然站立起來說：「日本人自稱世界五強之一，而以這樣的手段統治臺灣，如此做，日本會興（隆）是天無目睭（睛）！」…後來大家才知道，原來日本為了準備戰爭，決定統制臺灣米穀，廉價收購、剝削農民。
出身貧窮農村的吳三連，對農人的疾苦非常能夠體會與同情，之後他對臺灣米穀統制問題持續關心研究，還寫了《臺灣米穀政策之檢討》專書，在日本政壇發揮了不小的影響力，下文將另外說明。
※本文轉載自《台灣史料研究》第55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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