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雖然是媒體人聚會的場合，可是政治味道十足，完全是一場統戰會議，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對台灣媒體高層們喊話，「希望兩岸媒體秉持民族大義」、「繼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鼓與呼（指擊鼓助威、大聲唱和）」、「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這樣的發言內容，出現在媒體人交流的平台，能說不奇怪嗎？
在自由民主的國家，媒體是社會的第四權，負有監督政府以及提昇社會進步的作用，過去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媒體亦曾經扮演過這樣的角色，老報人余紀忠、王惕吾主持的《中國時報》、《聯合報》，雖然是戒嚴時期的產物，被視為國民黨的「傳聲筒」，可是仍然有一些的堅持與一定的風骨，才能成為「百萬大報」，受到社會的肯定。
蔣家國民黨威權統治年代，用戒嚴體制控制社會，不但用黨禁，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也以報禁，管制人民的新聞自由，余、王兩人的報紙，風格各異，《中國時報》呈現較多自由主義的風格，《聯合報》言論比較保守，可是在專業上都有一定的水準，他們並且都主張反共，不認同中共統治階級的做法。
在一黨獨大的年代，國民黨嚴密控制媒體，黨的文工會與官方的新聞局，是他們掌控媒體的主要工具，做法與「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如出一轍，打著交流的名義，實質上是開會與參訪，當然也會安排長官致詞，當時是反對黨外人士，把他們打成台獨與匪諜的「三合一」敵人，國共統戰媒體的做法，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余、王兩個人都出身國民黨軍方，因緣際會走上辦報的道路，當然與他們的出身背景有關，比較容易被蔣家與國民黨接受與信任，但當他們報紙辦成功後，身分也跟著水漲船高，躍居國民黨中常委，報人兼國民黨中常委，身分嚴重衝突，可是大家視為理所當然，就像是宋楚瑜做過新聞局局長，後來轉任文工會主任，大家也見怪不怪。
余、王兩人生前痛恨共產黨，在報紙上激烈批評，反共成了他們辦報的理念，如果他們地下有知的話，看到一手提拔的親信與幕僚，墮落到像小學生一樣排排坐，聽中共高官「聽訓」，不知道心中會做何感想，尤其是中共政治體制依舊，仍然用極權的方式在統治人民，這些媒體人卻認同這樣的制度，要用來併吞台灣，對這樣的轉變，他們應該是會感到痛心與不安！
最近幾年來台灣民主向下沈淪的程度極為嚴重，兩岸交流密切之後，紅色力量崛起，對民主的摧殘，無所不用其極，「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會不會成了台灣媒體自甘墮落、新聞自由淪喪的重要性指標？台灣畸形的媒體現象，不容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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