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出任省農會總幹事為農民服務的李登輝教授顯然對省主席、副總統及總統職務從未想過。這也難怪，因為台灣籍的社會菁英自二二八事件以來飽受流亡難民政府的壓抑與歧視，苦悶不已，如能在公共部門謀一個恰當的職務，拿一份薪水養家活口，已屬萬幸，誰敢對上述職務有非分之想？
1974年春夏，李老師邀請我到他家去茶敘。一坐下，老師拿出一份報紙，希望我看完一篇關於下一任省主席人選的報導。該文標題顯示下一任省主席人選依序有四：林洋港、張豐緒、林金生及李登輝。我一看，說：「這就對了！」李老師說：「但是，想爭取省主席一職的人很多，其中還包括我的老師徐慶鐘（時任行政院副院長），我是最資淺的。」我答以：「老師應以不爭為大爭，靜待形勢變化；因為只有一個人，蔣經國，才有人事決策權；那些呼朋引伴，形成派系，積極結盟，表現實力的政治人物，都可能得不到蔣經國的青睞」！為此，我積極反對李老師找人聚餐、聚會建立班底，以免招忌。」
同年秋天，為中鋼跟高雄港間運河的挖鑿工程，我的張姓表哥代表新光集團要我帶他往訪李登輝老師，意欲從中探聽參與相關工程投標的可行性。表哥趁機建議他要建立班底，也說了一番道理。表哥走後，就他的發言我提兩點意見: 1. 我表哥完全不了解中國傳統宮廷政治的楣角，新光的利害關係是極小的小事，不值得老師介入來得罪其他利害關係人，以免負面影響老師對主導未來台灣大局的可能性；2. 老師千千萬萬不能建立班底，要以「沒有班底就是最大班底」的觀念，將來才能廣納天下英才，蔚為國用，才能進行全面性的改革。李老師深然我所陳述的道理，慎重地說，「如果將來真的需要建立班底，就請你來幫忙了」！
1976年7月21日。我拿到美國國務院獎學金出國進修。出發前李老師及師母在再保大樓請我吃飯。席間，老師拿出一份中國時報副刊，給我看一篇文章「假如我是台北市長」，文內述及台北市需要六種專才來通力合作，才能建設台北市成為國際化的大都市。李老師希望我出國後選擇其中之一專攻，以有助於將來的國家建設。我看六種專才之一的都市財政專才與我的興趣最為吻合，乃具體向李老師說明，我願以都市財政做為我研讀進修的目標。此外李老師要我除了讀書，也要多多認識流落海外的人才。
1977年5月初我在紐約州立大學進修第一年結束前，收到家書說，家中有要事待我處理。隨即於學期結束趕回台灣，才知窮苦潦倒的父親於45天前病逝。家事很快處理完竣，我就去拜訪李登輝老師。他一聽到我是回來奔喪和處理家產分配的事，就責備道: 「你放棄進修的寶貴時間為那不長進的、只會照顧小老婆的、不負責任養育教育你的父親奔喪，是沒有意義的；至於財產，恐怕是要你全部承擔他的死人債而已！我是過來人，鄭重告訴你，大老婆的兒子不要妄想會有什麼好處可拿，一切要靠自己努力」！李老師責罵完後，問: 「你有打算寫甚麼方面的論文嗎」？ 我答: 「這一年來我終於澈底理解個體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的奧妙，所以將在純粹理論方面下功夫」。老師說，「台灣很需要針對財經改革的實證研究，你耗時間做那些沒有用的純粹數理模型，就無法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實用的價值。所以，最好找一個與台灣財經政策相關的議題深入研究才好」。我只好唯唯諾諾，答應他的要求。8月，父喪加情變，我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到紐約州大學繼續進修。
1978年5月，李登輝老師出任台北市長。過去一年我精神渙散，除了財政學和比較經濟制度兩門課程外，我幾乎毫無興趣，無心用功。直到年底Jimmy Carter宣佈美華斷交，殃及台灣，才提起精神，就所學近年才成名之新制度學派公共選擇財政理論，開始撰寫財經評論，寄回台灣發表，都被接受刊行，逐漸重建自己的自信心。
1979年7月28日，由於東海大學終止我的聘約，我被迫無法延長護照效期，只能放棄學業，回到台灣。幸因所學課程相對古怪，蒙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主任陳昭南青睞聘用，而能回台灣療傷止痛。9月正式上班後，才知道我上了賊船。整個辦公大樓終日瀰漫煙味和酒味，過了兩年，我就生病了。
隔（1980）年春天，輪到我發表半年多的研究成果。我的題目是〈租稅與居所選擇 〉（Taxes and Residential Choice）果然是非常古怪的題目。大家都說不大了解這一篇文章在說什麼道理？陳主任說，「我們都看不懂，你就翻譯成中文再送審查吧」！我不死心，就將英文稿寄給不須審稿費的國際期刊Public Choice。兩週後。該刊主編Gordon Tullock來函說，「大作深具創意，請修飾英文後，寄回給我們刊登」。
1981年秋，省財政廳廳長徐立德先生在閱讀我關於地方財政的文章後，邀請我擔任財政廳顧問。12月，蔣經國突然宣佈內閣改組，李登輝老師入主省政府，徐立德出任財政部長，而我仍然被借調於省財政廳中。此時，梁老師力主要將我留在省府歷練。李老師相反，師生兩人為此在台北徐州路官邸見面討論此事。李老師說，「你怎麼會去財政聽擔任顧問呢」？我答: 「徐廳長在報紙上閱讀我關於地方財政的評論後，來函向中央研究院借調的」。他說，「我看了你的研究報告，果然都很實用。你還是歸建中央研究院，利用那裡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好好的做研究，只要你寫的研究報告都要寄來給我參考。至於明（1982）年初，要不要到省府任職，等你三、四月到日、韓考察彼邦的地方財政回來後，再談」。
1982年4月初，從韓國回來，我的肚子就很不舒服，病情逐漸沉重。只好向梁老師報告說，我應以養病為要，省府任職的事就不用再談了。在公保醫院連續吃了六個月的胃藥後，我的腎臟受了嚴重的傷害，肺部也咳嗽不止。1983年夏天，竟然在吳大猷院長的面前咳出血來。吳院長駭然，叫我出國養病。
1984年3月李登輝師如我所料，進入虎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圖／HuiChing翻攝於李前總統追思會場台北賓館展示區
四、蔣經國陷阱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84年3月李登輝師如我所料，進入虎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8月31日，我帶了十斤八仙長壽丸，以出國進修為名，前往全球醫學院排名數一數二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求治。
1987年10月，我在Baltimore，從世界日報上，看到蔣經國截肢後的照片，臉面浮腫，兩眼無神，斷定其不久於人世。非常擔心李登輝老師在蔣經國猝死之後的安危。於是決定一放寒假，即專程回台北向李老師提示警訊，預為準備，以防變生肘腋的差錯。我打電話給正在哈佛進修的呂秀蓮，告以我的憂心，促其告知丁大衛（David Dean），提醒注意蔣經國健康惡化的問題。呂秀蓮建議我，打電話給在賓州的張旭成教授，及在華盛頓附近的賴義雄教授，請教台灣方面應變的能力，與李登輝繼承蔣經國後，所可能發生的變化。我最大的煩惱是李老師會不會有人身安全上的問題？
12月10日回到台北。隔天晉見梁國樹老師，告以我的觀察及煩惱。隨即在梁老師的辦公室，打電話給蘇志誠先生。蘇先生第一句話就說：李副總統一直以來就有交代說，只要你打電話來，就邀請你到副總統辦公室茶敘。於是約好12月17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晉見李副總統。
六天後，我依約定時間，帶了一本Golf Atlas晉見李老師。由於約定只有十五分鐘時間，坐定之後，我就開門見山小聲對恩師說：老師，您要有所準備！他說：準備什麼？我翹起右手大拇指輕聲說：這個人氣色浮腫、兩眼無神，從中醫的角度來看，恐怕活不過兩個月了。李老師回答：啊！我們每天都有見面，我看情況還好！我又說：我從電視上看到經國先生，兩眼只能直視，而且瞳孔不能轉動，恐怕活不過一個月的呢！老師的回答仍是: 每天有醫護人員隨侍在側，就經國先生生命的延長方面，應該沒有任何問題等等。我又看到恩師滿面紅光，紫氣浮現，根據中醫診斷學望、聞、問、切的”望”氣說，更加強我對蔣經國不久人世的論斷，因此，一再勸他要小心應付可能的變局。我也提起1972年6月20日他出任政務委員不久，個人對他長遠的未來所指出的方向：做一個政治家領導台灣向前邁進！李老師則關切我在美國進修的情形。臨走，我送那一本Golf Atlas給他，他則說：等你完成博士學位，我送你一套高爾夫球桿！當我走出副總統辦公室時，我的手錶顯示我們已經談了七十五分鐘之久。
1988年1月13日，距12月17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蔣經國先生即因醫藥無效，七孔流血暴斃身亡。李副總統就依憲法之規定，在驚濤駭浪中，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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