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中，對於中國專制體制有精闢分析，而且找出「中國人的奴性」與「專制體制」之關聯性並因而給予五四運動影響的就是梁啟超。可惜的是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的主張從未被中國政權落實反而是被背其道而行。
四、梁啟超
（一）天賦的自由與強者的自由
梁啟超對於鄒容所當做基本前提的「天賦自由」首先從正面對之表示異議，但是這並不是顯示梁啟超輕視自由，倒不如說，事實是與此相反的。梁啟超認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正是所有文明之母」，他自覺到要去擁護、擴大自由正是他自己的使命。在「對於自由的價值給與很高的評價」這一點上，鄒容與梁啟超幾乎沒有什麼差異，但是兩人在對於「自由的根據」這一點上，則梁啟超與鄒容之間的推論可以說是不同，甚至於可以說是完全相反。
1. 進化論與強權
梁啟超並不承認「天賦的權利」這個觀念。當然，他充分了解到：在近代歐美的社會，這個觀念觸動了許多的人，而歐美社會就以這個觀念為基礎，完成某種意義的社會改革。
但是，梁啟超本身深信社會進化論。進化論對於梁啟超來說，是一個公理，它能夠以法則來說明「橫跨自然與社會的大部分領域的事象」，包含盧梭的民約論（目前大都譯為「社會契約論」）及其他的所有學說，梁啟超都是在進化論的框架下來進行理解的。
假如以進化論為前提的話，那麼，「天賦的權利」只不過是一個虛構（fiction ），這是梁啟超的判斷。在他的觀察裡，進化不外是基於「優勝劣敗」的法則而產生的現象，在強者與弱者之間會有差異存在乃是當然，毋寧我們應該說，社會是透過劣者與弱者被淘汰而進化的。「所有的人生來就具有平等的權利」，這如果比照進化的法則來看，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實。能夠存在的權利只有一個，那就是只有強者對弱者的權利，亦即只有「強權」存在。
2、追求自由的運動就是追求強權的運動
假如站在「只有強權能夠存在」這個立場的話，那麼自由要怎麼被說明呢？其實，梁啟超的說明是極其明快的。他的解釋是：只有擁有強權的人是自由的，反過來說，弱者的自由是被否定的。他這樣的說法不是和「對自由的擁護」互相矛盾嗎？梁啟超的立場是「這絕對不矛盾」。他認為，人類進化的歷史至少從一個面向來看，是「擁有強權者」擴大的歷史，就這種意義來看，這不外是「自由擴大的歷史」。
依據他的說明，在社會進化的某個階段，「強權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的驅向是很強的。但是只依靠力量的統治是無法持久的，而且被統治者也不會永遠滿足於單方的統治。「被統治者追求自身的自由」的動向一定會興起，而「對抗統治者的強權」的這個運動也不外是強權。根據梁啟超的解釋，「追求自由的運動」就是「被統治者追求自己強權的運動」。隨著被統治者自己知識能力、道德能力的提升，多數人的強權凌駕少數人的強權是無法避免的，而這正是自由的擴大，因此所謂自由是應該奮鬥以獲得的東西。
（二）文明的自由與野蠻的自由
梁啟超對於鄒容的主張：「人類出現的開始，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就從正面對之表示不贊同。
1. 自由之俗
梁啟超認為在社會進化的初級階段，因為社會組織的統制力很弱，所以人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思與欲望而行動的空間就很大。因為這個緣故，在那個時代，能夠說「所有的人是處於自由的狀態」的可能性是會有的。但是在文明不發達的社會裡，所謂「自由之俗」只不過是以事實的狀態存在罷了，在這個社會並不存在著「自由之德」。這個社會的秩序並不是自由的社會秩序，而只不過是「沒有拘束的狀態」而已。這樣的狀態對於人類來說，是理想的狀態嗎？這樣的狀態是特別值得「生活在20世紀的中國人」所追求的自由嗎？梁啟超就對鄒容式的這個自由觀提出他的質疑。
2. 自由之德
梁啟超認為「自由之德」是社會的成員互相承認自由的價值，亦即在社會成員之間成立了如下的共通理解：「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自己追求自由的界限」。對於侵犯這個界限的人，必須行使社會的制裁。梁啟超認為：對於自由的界限加以侵犯者，對之發動制裁力是文明社會的條件，從相反的角度來說，文明社會中的自由是經常與制裁處於表裡一體的。如果就這個現象來看，這個文明社會與未開化的社會比起來，在外表上，是非常不自由得多。
3. 文明的自由與野蠻的自由
在梁啟超的理解上，文明社會中，個人追求自由的界限在現實上是由法律加以確定的。但是這個法律必須是基於「自己透過參政權的行使而參與立法過程」而產生的。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和被專制君主所制定的恣意的法律所拘束縱然在外表上相似，但是在精神上則是完全不一樣的。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是遵從自己的意思，這絕對不是不自由。
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以同時實現自己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正是梁啟超所追求的立憲體制的主要目標。梁啟超把這樣的自由稱為「文明的自由」，而把鄒容所讚賞的原始社會中的自由稱之為「野蠻的自由」，並將兩者加以區別。
4. 對於鄒容的批判--大幅度容許「野蠻的自由」是中國君主專制政體的特色
如果以梁啟超的立場為前提來看的話，鄒容的見解犯了雙重的錯誤。第一，在「以恢復野蠻的自由為革命的目的」這一點上，鄒容犯了錯誤。梁啟超認為對於20世紀的中國人來說， 目標是「文明自由」的實現，而這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未知的課題。第二，鄒容認為「野蠻的自由」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失去，這一點是犯了錯。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是對於「野蠻的自由」大幅度加以容許的體制，而這一點正是中國君主專制政體最大的特色。
（三）「直接的專制」與「間接的專制」
1. 有「野蠻自由」的中國與沒有「野蠻自由」的歐洲
中國的領土是很廣大的，依據梁啟超的看法，中國專制君主的權力無論說是多麼強大，在現實上，這也只不過是透過一小撮的官僚機構來統治龐大的國土與住在上面的龐大人口而已，其統治能力自然是有物理的界限存在，這個權力不可能不斷地把統治的觸角伸到民眾日常的生活上面。例如說，中國民眾在移動、居住、職業選擇、信仰、集會不是全部都自由嗎？只要不逮於納稅、不犯罪，中國民眾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於許多情況，他們是擁有「無限的自由」的。但是這個自由只不過是因為統治能力有其界限而產生的事實上的自由而已，它不是被當做權利而受到保障的自由，一旦陷入到專制權力被發動的情況時，那麼「無限的自由」就會一轉而成為「無限的專制」的可能性是會經常存在的。在這種意義上，這個自由只不過是「野蠻的自由」。不過，雖然說是「野蠻的自由」，但是自由很豐富存在的事實這一點在思考中國君主專制體制的特色時，卻是極其重要的，因為根據梁啟超的看法，中國君主專制政體與歐洲君主專制政體的根本差異正是在這一點上面。
2. 歐洲因為沒有「野蠻的自由」而產生「文明的自由」
他認為歐洲君主專制政體的特色是：多重的權力好幾層地存在於比中國更狹窄的政治空間當中。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在2000年以上的始皇帝時代就已經確立，而且把貴族政體加以掃除。相對地，歐洲君主專制政體是在近代才誕生的，而且在很多情況，貴族與教會的權力也都被保存下來。這些權力都只是在中國大約一二省左右的地方多層存在著，因此統治的密度比起中國高，因此國民的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也都受到統制。在歐洲君主專制政體之下，由於民眾是極其不自由的，因此在這樣的地方，甚至連在中國君主專制政體之下所可看得到的「野蠻的自由」也都不存在。
梁啟超認為正是這個「野蠻自由」的不存在促使了歐洲「文明自由」的誕生。因為，強權與自由權是不可分的，自由的擴大是以追求自由者的強權之擴大的形式被爭取獲得的。因為各個權力多層存在，民眾就連「野蠻的自由」都沒有，所以歐洲就誕生了追求自由的鬥爭。梁啟超認為這種追求自由的鬥爭有兩個類型存在。在英國，貴族與民眾聯合對抗專制君主，製造出新的體制來壓抑專制權力濫權的行使，以確保自由，這就是君主立憲制。梁啟超認為世襲貴族制是最不平等而應被痛恨的制度，儘管如此，世襲貴族們卻在英國對於自由的實現有所貢獻。另一方面，梁啟超認為在法國，專制君主與貴族的支配雙重壓在民眾身上，民眾因為無法忍受而起來反抗，並一舉把專制君主與貴族打倒，而建立起共和政體，而這就是法國大革命。換句話說，歐洲的「文明的自由」既不是因為歐洲本來是自由而誕生的，也不是因為歐洲在政體方面是進步的而誕生的。歐洲的「文明的自由」所以誕生是因為歐洲比起中國是非常不自由而誕生的。就這種意義來說，歐洲的「文明自由」是歷史矛盾的產物。
3. 歐洲是「直接專制」、「有形專制」，而中國是「間接專制」「無形專制」
相反地，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是因為在事實上容忍許多「野蠻的自由」，所以能夠持續。例如梁啟超自問：「中國有信仰的自由嗎？」其回答是「有的」。
在中國的專制君主政體之下，儒教透過科舉給與中國壓倒性的影響，這是事實，但是儒教絕對沒有禁止人們信仰佛教與道教，儒教內部對於經書的解釋也是自由的。儒教並沒有祭司與教會等的組織。梁啟超認為，儒教即使是學問、是倫理，但絕對不是宗教。
梁啟超認為欠缺世襲貴族制的中國專制君主政體也是社會平等大幅度存在的體制。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雖然是透過科舉採用官僚制，但是科舉是與身分、家世、職業、財產等無關，只要是男性，那麼大致上所有的人都具有參加科舉的資格，即使是農民的小孩，假如通過科舉的話，那麼至少在理論上他是有成為大臣的可能。相反地，父親即使是大臣，但是兒子只要沒通過科舉的話，那麼這個小孩是無法成為官僚的，因此，梁啟超斷言說：中國沒有固定的階級與社會身分。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雖然歐洲與中國是同樣被包含在君主專制政體裡頭，但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歐洲君主專制政體與自由、平等的中國君主專制政體兩者在性格上就不得不差異很大。梁啟超把歐洲君主專制政體稱為「直接的專制」、「有形的專制」，把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稱為「間接的專制」、「無形的專制」而將兩者加以區別。嚴苛的「直接專制」產生了被統治者的抵抗與對自由的渴望，相對地，溫和的「間接專制」就沒有這樣的情況。梁啟超認為長達2000年以上的中國君主專制政體能夠超長期地存活，其秘密就在於它是「間接專制」這一點上。
（四）自由的精神與奴隸根性
1. 中國為什麼要追求「文明的自由」呢？
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假如是溫和的「間接專制」的話，那麼為什麼必須要將之加以改變呢？即使說是「野蠻的自由」，但在中國，這是已經大幅度存在的自由，而「文明的自由」是以歐洲歷史環境為既有的條件而誕生的，從這種意義來看，「文明的自由」是特定歷史狀況的產物。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在君主專制體制的統治能力很低而無法完全掌控被統治者的中國，必須要追求「文明的自由」之實現呢？
2. 中國統治能力低，所以無法適應國際環境
梁啟超認為在中國，因為君主專制體制的統治能力很低，所以「文明的自由」不是不需要，相反地，因為統治能力很低，所以「文明的自由」是必要的。
梁啟超認為不具有充分統治能力的中國專制君主體制，所以能夠長期的存活下來，是因為中國的周邊只有文化水準較低的夷狄，而不會被曝露於優勝劣敗的競爭當中。但是19世紀以來，環繞中國的國際環境劇烈變化，當前包圍中國的是歐洲的列強，特別在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處在被瓜分的危機當中，中國正處於被淘汰的命運，要用統治能力低的政治體制來因應危機已不可能，他認為中國假如變成殖民地的話，那麼連「野蠻的自由」也會失去。
3. 因為有「文明的自由」，歐洲變強
梁啟超認為歐洲列強的「強」與「文明的自由」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所謂「文明的自由」是具有參政權的民眾參與法的形成，遵守自己所立的法，而自己與他人的自由是透過這樣而實現的。個人能力的自由發展是透過上述這樣的機制而對於社會整體能力的提升有所貢獻，且不會帶來衝突與混亂。
4. 中國要形成具有政治性的國民
相對地，「野蠻的自由」只不過是缺乏制度的事實自由而已，個人能力的自由發展經常會與自由的濫用處於表裡的關係，絕對不會對於社會整體能力的提升有所貢獻，因此，為了強化中國而使之可以適應生存競爭，那麼實現「文明的自由」是不可欠缺的。由於這個緣故，把君主專制轉換成立憲君主制，不問漢族、滿族，一律給與參政權，而去形成具有政治性的國民=中國國民是有必要的。總而言之，20世紀初期的中國是處在需要有「文明自由」的歷史環境當中。
5、中國人的奴性－迎合權威而只追求自己利益的擴大
中國民眾在「間接專制」之下，於長時間享受事實上的自由，而這個自由並不是做為個人的權利而被公平加以保證的自由。各個人所享受的自由之幅度會因為專制權力的意思變化有時擴大，有時失去。在這種環境之下，民眾與其說大家共同對抗統治者而去追求一般自由的擴大，反而他們會迎合統治者的權威而只追求自己自由的擴大，並以此為對自己有利。這種迎合權威而只追求自己利益擴大的態度與想法，梁啟超將之稱為「奴性」。他認為「奴性」是在長期的「間接專制」之下被烙印在中國民眾的精神結構當中。只要「奴性」具有優勢，那麼在中國人之間是不會產生爭取自由的態度的。
6、科舉是產生「奴性」的場所
「奴性」的最大問題是：它與「間接專制」的正面部分是處於不可分割的。舉例來說，科舉是與身分、家世、財產等沒有關係而對於幾乎所有的男性開放的，就這一點來看，科舉是世界少見的平等制度。但是從反面來看，科舉長期強迫考生做形式上的學習，例如暗記經書、作八股文（從小孩子開始學習，至最後的考試之及格者的平均年齡是35歲左右）。科舉的答案不需要有獨創性。很順從地去接受有關經書解釋與文章寫作的既有權威，而能好好適應的人才能通過科舉。很多有為的年輕人就汲汲營營努力於順從權威，大家競相順從一事，而最成功的人就能夠靠近皇帝，並能因此而擴大其個人的自由。從這種意義來看，科舉雖是平等的象徵，但它不外是再生產「奴性」的場所。
7、奴性是內在專制 －奴性不克服，文明的自由不可能實現
梁啟超認為因為這種奴性廣泛存在，所以中國的專制體制就能夠超長期地存活下來。儘管各個王朝不斷輪替，而君主專制體制之所以會沒有變化而持續下去，不單單只是因為這個體制是「間接的專制」、大幅度容許「野蠻的自由」的緣故，而且也是因為民眾的奴性支撐專制體制的緣故。從這種意義來看，「奴性」是所謂的「內在專制」。只要不克服這種「內在專制」的話，要在中國實現「文明的自由」就不可能。但是這是和選擇「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制」這種選擇體制的問題不同層次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不論你是支持那種體制的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辛亥革命之前，是不論你是支持那種體制的人皆無法回答的問題。這正是中國能否近代化的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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