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醫大「啟川三代」陳建志主導的第十八屆「董事會」，尚有被未獲教育部核備的「董事」，乃屬不合法之董事會，高醫大「董事會」被教育部裁定迄今尚無法遴選校長，又豈有權力遴選代理校長。全球高醫大校友會聯合會日前宣布不承認「高醫大董事會」違法選出的代理校長楊俊毓，並表達強烈反對及嚴厲抗議！其法理甚明，教育部的顢頇不作為，讓高醫風暴一甲子繼續燒……
「幸好，過去幾年，高醫校園沒有成為「失語」的狀態。60年沈冤與被湮滅的史實，在這兩年內漸漸被釐清了歷史的真實…虛構已漸被真實取代…」，黃文龍醫師說：高醫的「黑天鵝效應」會一直、一直出來而擴張發酵引致效應的。這二年，轉型正義隨著時代的腳步，引發了高醫一場轉型正義翻轉的歷史風潮，這是「黑天鵝效應」之一。
高醫大上月底(6/29)發表高醫大校史第二、三冊，劉景寬校長榮退前完成高醫校史(1954～2018)，擔綱審查的重量級學者巨擘臺灣醫學史學會理事長張秀蓉教授與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教授均與會給予高度肯定。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是台大醫學院首任院長杜聰明南下創辦高雄醫學院，高醫人曾引以為傲的「北台大，南高醫」時代，也就是在「高雄醫學大學校史第二冊(1973～1999)茁壯篇」這時期。
啟川家族竊占高醫董事會一甲子，財大氣粗的陳家在高醫創造虛構的「偽創辦人陳啟川」，在高醫校友師生努力下，已漸被真實取代，高醫唯一創辦人確認只有杜聰明，陳啟川捐地也大有問題。唯「啟川三代」持續掌控高醫董事會與當前代理校長，如今似乎又有醞釀不同的虛構再起，又企圖壓制真實。...惟黃文龍在文中認為，有人要翻盤高醫史，是翻高醫歷史的大樹，這是盤根錯節、絕非吹毫之力可以達成的。
「高雄醫學大學校史第二冊(1973～1999)茁壯篇」該書最後收錄黃文龍醫師語重心長的結語。：回顧此一高醫史書，曾經，那是一段「不可思議的年代」。近年，經海內外校友的努力，「不可思議」的意味已漸淡然，未來會不會再成為「倒退的年代」，則有待繼續努力！
黃文龍醫師，高醫醫學系第19屆，畢業後1981年進入高醫附設醫院眼科，為陳振武院長與王惠珠教授之門生。1992年後辭職而自行開業。1999年10月訪問謝獻臣前院長於台北，獲閱所藏剪報資料二冊，並經謝院長首肯攜回影印收藏參考；黃醫師於2016影印合併成一集轉贈校方校史研究。
謝獻臣院長所編的三十周年校史和三十五周年的〈大事記〉參考文獻皆有：「謝獻臣院長私藏有關高雄醫學院剪報分類珍貴檔案資料」，高醫校史第二冊為此也請黃文龍為之後記。
黃文龍以一、「徬徨英雄」的建樹；二、真相、透明與忠誠兩大章節共七頁，約3800字為該「高雄醫學大學校史第二冊(1973～1999)茁壯篇」後語。全文轉載如下：
※後 記
一、「徬徨英雄」的建樹
高醫草創時期，正逢政治局勢劇烈變動之時；台灣的高等知識分子面臨此變局，總是會有「徬徨英雄」何去何從的遲疑。
這一點，杜聰明先生是不含糊的。他用專業與社會名望，在難以撼動的台北政、教界衝擊之下，毅然南下創立了「高雄醫學院」；以今天的視野與眼光，這猶然是南台灣、甚至全台灣的新的「醫學啟蒙」創舉，包括後來1958年開創的「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班」。
當年要捐地的人不少，陰錯陽差，卻逢陳啟川先生隨口「捐」地，遂成局而使高雄醫學院草創而成形，這多是因當年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先生一句話而成其美：「只要是杜先生辦的事絕對不會有問題……」，「…以杜博士在台灣醫學界與政治界為信任的基礎，連校舍都沒蓋好就特准招生了…」 。
而陳氏此一隨口「捐」地，不但未使之成為「公益」行為，且又勞高醫歷年費心力編經費贖回或換回，也順勢成就了陳啟川家族開啟了陳家掌控高醫董事會幾近六十年的紀錄，儘管曾經有暗潮洶湧的激盪。
爾後土地問題、院校紛爭，其它校史部分已有詳盡紀錄，本文不贅述之。
唯本書紀錄的是當年「杜陳二氏，院董紛爭」落幕後的高醫各任院長的紀事；而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謝獻臣、陳振武兩位教授與當年被授命南下的台大公衛教授陳拱北董事。在那個時代可選擇的面向不多，理想型知識分子往往是在夾縫中生存與打拼，更何況當年政經教育版圖的緊繃幾乎可令所有人窒息。
陳振武教授任院長期間仍未放棄臨床工作，查房時常有意無意間向門生說，他是經陳拱北董事費心說服而含淚點頭承接醫院院長職。而謝獻臣教授從台大學生時期即對周圍公共事務一向關心，他頭腦清晰、行事果決；他尤以親身試驗人類被鉤虫侵犯後的自然史讓人嘖嘖稱奇，這樣忘我的積極任事作風可見其膽識！
處於風波之下、之後的操盤手，上有政商巨賈，遠處有業師杜創辦人的沉默以對與遠離，那箇中滋味，想必點滴在心頭。縱使他倆把高醫校院辦得有模有樣，而承繼者蔡瑞熊教授、以迄接手校長也各有其任事事功。但知之者或仍心憂（於校園風暴），不知者仍質疑謂之何求（於院與董的複雜情境）。
事實俱在的是，得以與董事會和諧善終的校長，屈指幾無可數。而可預見的未來，即使如以前的院、校長都是「董派」（董事會同意而派）的，看前人下場或宜應有準備：遠離，或揮淚以對、或含憤離去、或被幹譙而病倒、或自尋他去漠然以對；知情者皆如杜先生的以「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為應對。
儘管整個高醫仍在競爭中匍匐前進，然而進步的腳步未如預期。這是高醫歷史滄桑中，校、董紛爭從未平息的緣故。
「何謂歷史？歷史是什麼？…歷史的書寫，並未必能壟斷於學院派史家之手；任何有讀寫能力、與蒐集檔案者，都能從事書寫歷史的工作…」。只是環境與掌權者的心態、與執行者的遲疑及觀望，會影響歷史的事實呈現。這從高醫校史室的一再搬遷與展示，古老原始的文獻資料越陳越少而可見其端倪。當然時空的移轉必然人物事蹟會越來越多，而人們的注意力會隨之移轉而失焦。
知情者及有心人從本文字裡行間，或可嗅出其味道與眉角，但是仍不脫校權歸屬權責分際的爭議。謝院長在他惜別會上的痛哭流涕是經典之憂憤。這樣一個喜樂難形於色的長者的英雄淚，令在場師生情何以堪。日諺：人到落淚時方見真心。他北上就任台北醫學大學董事長後，接受訪問、回首高醫也只說：「離開就離開了，就難以在去理了！…說了，主其事者也沒什麼回應，…多年來的心得，若要說，對於人、事的感覺有兩點判定的準則：一是，做事有沒有實在，二是，有沒有私心…」可惜，他（們）都欲言又止，雖也曾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在校史記錄中。
歷史只是暫時沈默在旁，只要細心觀察，總會沈冤昭雪，不會讓它沈寂於荒煙蔓草之中，儘管前人墓木已拱。
作為後人，重要的是，需瞭解－他們真的是「轉型時代知識份子的心靈」表現，他們具有公共知識份子的強烈關懷與責任感，而去執行、操盤高醫紛爭後的「現實關懷」，這處在政商名人陳氏與知識份子風骨強烈的杜氏之間，委實是一件浩大的心靈工程。無怪乎，前已提及，陳振武教授經常、也一再向他眼科門生強調，他是被陳拱北教授說服而含淚接受院長職的。
日式教育（包括多位前幾屆的高醫校友、以蔡校長為典範）給他們那一代的道德倫理資產是服從與秩序：上則上、中則中、下則下。（如今已倫理倒反：上不上、中不中、下不下！）
那是人生的掙扎與搏鬥（於紛爭的杜氏與陳氏之間），那心路歷程是彌足珍貴的，珍貴於傳統讀書人的認知、情感、與價值觀的修持；認知現實的可行空間，對醫學(高醫)教育的人事的情感、與如何給予全體員工與教職員正確的價值觀。這幾位首長在夾縫中生存與打拼，他們的優點是有日式的服從精神風格，又有認知當代現實的無奈，他們真的是「拼卻名聲、以顧大局」！
看他們的建樹，幾乎是已盡其所能了，難以奢求了。
二、真相、透明與忠誠
如何形塑歷史，變遷中的歷史如何敘述，總是任何歷史敘述的挑戰。近代史學、文學、與哲學領域已衍生出「記號學」分支，它研究的是承載意義的記號本體，如文字、圖像、聲音，甚至建築、設計等和周圍與環境關係的意義的學問。
高醫的歷史不應脫出此一範疇。
可惜，過去主事者無以觸及的關鍵之處，是被忽略的倫理價值觀－難以觸及與敏感的議題：創辦人真相。誠如「前言」所提，歷史真相往往沈默地佇立在我們面前，只是缺乏有效的觀察。此一基因型金牌讓有心者持之多年以令高醫校園內外。當然法令的不完備與落後、以及教育部主事官員的行政怠惰，而使得校、董權責紛爭屢屢出現於其間。
這或可歸咎於幾點缺乏公民社會的本質與涵養：
存在主義心理學大師羅洛‧梅在「權力與無知」一書談所謂「暴力」。他「分暴力為五種：純粹、預謀、煽動、不作為（工具性）、由上而下等。我們社會每個人都相當程度的〝參與〞了社會的暴力，雖然多數人是以〝道德崇高〞的觀點，躲在死屍般的良知背後，來從事〝不作為〞…。」這在古今威權體系下是史蹟斑斑的。他對暴力的解剖令世人耳目一新：「現在確有很多人過著渾渾噩噩、沒有尊嚴的日子。這是〝不作為〞的暴力表現。」套句現代術語：這非公民社會的意志表現。
高醫的轉型正義行動可照映出其後兩種暴力（不作為、由上而下）的普遍表現而令人懊惱。
也許，更透明的體系，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1989年代的七月，高醫附設醫院院訊的刊頭是「服從是人類最高尚的美德」。這是十七世紀英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出版的著作「利維坦」內的闡述，它清楚闡述為什麼要聽從政府（上級），包括甚不完美的政府，以求避免動盪與血腥。他承認統治者可能傾向作惡，但人民（與下屬）仍有責任服從。但他也強調，這是人民的錯，不能怪政府上級，該怪的是自己。這種見解，現今的評語是「審慎而灰暗」，但它倒也是強調這是「……在世人眼前（該）展現保護與服從的互相關連」。
高醫面臨分界點了。現代社會以法律代替倫理，但是倫理仍是一個共識的無形、有形規範，因為法律是會被玩弄的。在上者行使權利比在下者是自由的，而隨此而來的則是嚴格的道德責任：「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詐騙而不說出來，那麼你也是在詐騙」，「人人都寬容，便會犯下不分善惡的錯」，「事物在矛盾(對應)中發展，會把人類提昇到更高的形式（與境界）。」
難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惡是歷史前進(動力)的槓桿。」
要在高醫這塊土地有所作為，不是要比政商關係；而是，教育體系、尤其醫學教育在乎醫學倫理，總得像個樣。如《聖經》〈詩篇85章10-11〉：「慈愛與誠實相遇、公義與平安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降。」這也是創辦人杜先生常引用的他老師的話：「要為醫者先為人也」。
幸好，過去幾年，高醫校園沒有成為「失語」的狀態。60年沈冤與被湮滅的史實，是在兩年內漸漸被釐清了歷史的真實。歷史是跳躍的，不是爬行的。跳躍之間難免衝撞，衝撞之間，流落出衝擊與真實。過去二年，虛構已漸被真實取代，如今似乎又有醞釀不同的虛構再起，又企圖壓制真實。但是，這兩年歷史的釐清已使高醫校、董的權責分際，產生質變的傾向，這是連顢頇的教育主管單位也難以掩飾的。這是校內外校友們的努力。而此難免涉及複雜的社會權貴關係與利益通關。
有人會硬拗的，因為旁觀者眾；他們很難硬拗的，因為真實真相如此。
關心者無法寬心，但也無需憂心，高醫的「黑天鵝效應」會一直、一直出來而擴張發酵引致效應的。這二年，轉型正義隨著時代的腳步，引發了高醫一場轉型正義翻轉的歷史風潮，這是「黑天鵝效應」之一。
美國社會科學學會有一最高榮譽「赫緒曼獎」以紀念社會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 1915-2012）。他多年前已指出：「人們對組織惡化運作品質的不滿時，會有脫離另尋他處，或留在體制內發聲抗議、期待改進，而成員的忠誠度會影響其選擇。」他的分析是以經濟觀點發抒、試以分析個人成員回應組織品質低落的方式。可以想像，忠誠的成員並不會叛離，但是還是存在變化而不開心、有疑慮，而「僵化的體系最終是會讓成員忠誠降低而離心離德的。」
本書描述的，是各歷任院長的事功，尤其謝陳兩位是承先啟後的中興棟樑。時代的政經衝擊讓他們得以尋其巧門、以迴避可能的干預，然而高醫事業體命根所在－「創辦人爭議，是則造成歷任校、董之間的權力（利）衝突的主因。」
陳振武教授常給學生的名言：「事情自然就好。」愛因斯坦詮釋自然的本義是：「無我：Nature is without me」。這在謝院長離開高醫、北上就任北醫董事長時，接受訪問時也曾如此表示：判斷人與事，就看有無私心。
有人要翻盤高醫史，是翻高醫歷史的大樹，這是盤根錯節、絕非吹毫之力可以達成的。
回顧此一高醫史書，曾經，那是一段「不可思議的年代」。近年，經海內外校友的努力，「不可思議」的意味已漸淡然，未來會不會再成為「倒退的年代」，則有待繼續努力！
※高醫校史第二冊《高雄醫學大學校史：茁壯篇(1973-1999)》(高醫大6/29新聞稿)
簡 介
杜聰明博士運籌帷幄及眾多因緣的催生之下，1954年創辦臺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高雄醫學院，不但是高雄第一所大學，更是在臺灣創設的第一所私立大學，這是一段私人興學的典範、杏壇的佳話。從創辦人暨第一任院長杜聰明博士的艱辛創校(1954-1966)；經歷第二任魏火曜院長在穩定中求成長(1966-1967)；第三任楊振忠院長提升學術水準，使高醫能屹立杏壇(1967-1973)；這是高雄醫學大學的創建時期，校史第一冊《高雄醫學大學校史：創建篇(1954-1973)》。
其後，第四任謝獻臣院長(1973-1991)，擴增系所，新增學校與附設醫院建築，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更使高醫長足進步；同時間擔任附設醫院院長的陳振武教授(1972-1988)，推行醫院改革及財務管理，使附設醫院榮登全國四大醫學中心之列。第五任蔡瑞熊院長(1991-2000，1999年8月改制醫學大學後改稱校長)上任後，穩健發展、整體財務成長，終使高雄醫學院達成改制為高雄醫學大學的目標。綜觀1973至2000年8月，涵蓋27年間，是高醫穩健成長的時期，其中關鍵的兩位校長就是謝獻臣院長和蔡瑞熊院長，勞苦功高，鞠躬盡瘁；再加上此時期的附設醫院陳振武院長，成為高醫校史茁壯期的三位歷史核心人物。這是高醫校史第二冊《高雄醫學大學校史：茁壯篇(1973-1999)》的涵蓋範圍。
經由他們傳承至大學時期的王國照、余幸司、劉景寬等三位校長，也恰好邁入21世紀，高醫呈現飛揚蓬勃的新視野與新局面。這是高醫校史第三冊《高雄醫學大學校史：飛揚篇(2000-2018)》，今天也同時發表的新書。
《高雄醫學大學校史：茁壯篇(1973-1999)》一書，正文內容共分六章，第七章為結論，另有三篇附錄及後語。本書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丁國，高醫牙醫學系畢業校友陳行得醫師(現為美國牙周病專科醫師)，以及前高醫校史暨南臺灣醫療史料館研究典藏組組員陳怡蓁、高醫校史研究計畫助理郭立媛等人共同撰寫。並委請：前臺灣大學歷史系所主任暨現任臺大醫院顧問/臺灣醫學史學會理事長 張秀蓉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許雪姬教授，兩位學界巨擘進行專業而嚴謹的學術審查。
第四任院長(即校長)謝獻臣教授領導高醫18年 (1973-1991)，擔任附設醫院院長的陳振武教授領導附設醫院16年(1972-1988)，加上繼任的陳章義院長(1988–1990)和曾清楷院長 (1990–1992)，都是出自臺大醫學院的、高醫創校時期即接受杜聰明院長邀請南來的。加上當時的各學科主任與主要教授也都是相同背景、由臺大受邀南來的，如江金培、林本仁、廖潤生、陳添享、馬逸輝、何耀輝、黃德揚等教授，他們和高醫畢業生、高醫同仁共同打拼，以低薪在高醫工作，打造出陳院長所說的「由員工所創造的醫院」。謝院長與陳院長兩人堅定的校院合作，表現在一個重要校務政策上：學校裡的各學科分科主任與相對應的附設醫院各臨床科主任必須為同一人擔任。這個校務政策也成為高醫的傳統，實行至今日。1972年就上任的陳院長，接任時面臨附設醫院多年以來的財政赤字，1974年就轉虧為盈，從此以後附設醫院之院務蒸蒸日上，財務日益建全，成為提供高醫整體發展的重要財務支柱，使得謝院長可以雄圖規劃。這個時代被稱為「北臺大、南高醫」的時代。「北臺大、南高醫」也代表一種期許、一種目標。
校、院合作，是謝院長與陳院長兩人堅強的共識，同樣出身臺大醫學院、為杜聰明創辦人延攬來高醫之學生，深刻瞭解杜院長的理念；一同走過一、二十年的高醫創建時期，對高醫有著生根立命的責任感，也同樣清楚高醫發展的目標與願景。
謝獻臣院長時期(1973年9月至1991年6月)高醫成長重要事蹟
最顯著的是教學設備及校園建築年年擴充增建，謝院長陸續完成校地收回及多項重大建設，以因應學校醫院擴充及改善教學環境之需，在十年內建造一個美好的大學校園，使高醫邁入新的發展階段。在大學的核心工作「教學」方面，成果最為豐碩的是「廣設學系、科別(因應醫學院特色)和研究所」，謝院長陸續擴增8學系、5碩士班與3博士班、3個校級研究中心；可以說高醫從創校初期的醫學、牙醫、藥學之外的主要系所皆在這個時期設置，也建置了今日高醫的規模雛形。鼓勵出國進修，培育師資；附設醫院陳振武院長、乃至繼任的陳章義和曾清楷院長，都一致大力鼓勵及補助。謝院長積極推動國際交流；例如1980年與美國阿肯色大學、1988年與UCSF締結為姊妹校等等。在謝院長之號召下，高醫校友會於本校創校20周年(1974年10月)校慶期間正式成立，迅速成長。高醫校友遍布國內外，非常愛護母校，校友會成為凝聚校友向心力的橋樑，給予母校教學研究協助，關懷母校至今。
附設醫院陳振武院長(1972-1988) 院務成果與理念
高醫附設醫院在陳振武院長帶領的16年間，快速地從一所不到百床的小醫院，躍身為一千多床的醫學中心，以大學醫院的研究教學能力為後盾，優質精湛的醫療能力，成為南台灣民眾最信賴的醫院。1979年高醫附設醫院榮獲評定為一級教學醫院，1988年被評定為全臺灣僅有的四所醫學中心之一，而其餘三所醫學中心皆在臺北市內(臺大、榮總與三總)；更加奠定高醫及附設醫院在醫學教育與醫療服務領域的重要地位。其任內也完成多項工程建設，1986年9月第三、四期院廈擴建工程落成，為地上十層、地下三層建築物，即今日的A、B、C三棟。回饋員工所創造的財富，是陳院長長存於心的想法，立即訂定醫療獎金辦法(第4章第4節，由附設醫院陳建立先生撰寫)，也因此獲得同仁普遍愛戴。
第五任院長蔡瑞熊(1991-2000)開啟高醫校友院長領導時代
1991年7月由高醫第一屆醫科畢業生蔡瑞熊博士接任為第五任院長，開啟本校校友擔任院長(校長)之首例。1992年8月起聘同為高醫第一屆同學林永哲教授為附設醫院院長，開啟了另一個新時代；此時高醫創校已近四十年了，高醫畢業生成為學校與附設醫院之領導階層。
蔡院長之治校理念是「以微觀的探討生命奧秘，經身心健康照顧醫療服務，至宏觀的醫療與社會互動」；並繼續積極朝向改名大學而努力。蔡院長和林永哲院長合作無間，財務方面積累可觀的校務基金。蔡院長於1998年承辦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成為「公辦民營」醫院模式之典範。也讓高醫除了醫學中心之外，擁有一社區醫院(或區域醫院)，並做為全校各相關學系之見習與社區訪視工作之場域。是為拓展高醫醫療體系之里程碑。
早在杜聰明博士創辦高醫之時即以設立大學為目標；謝院長、蔡院長皆深刻體認此高醫傳承之發展目標。在校地公頃數限制解除之後，改制大學最後在學校政策決議與校務會議討論決議中，朝向改名為精緻型的醫學大學為目標，並規劃達到醫學大學的架構與規模。高雄醫學院獲教育部核定，於1999年8月1日正式改制更名為「高雄醫學大學」，為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大學，全校師生及全球校友慶賀歡騰；歷經45年歲月，終於完成高醫人的夢想。
歷史是曲折的，有時走過幽谷
高醫校地問題，從創校以來就困擾著杜聰明創辦人與繼任的楊振忠院長到謝獻臣院長。由於事涉董事會，使歷任院長難以在當代對抗、宣示或向師生說明，更侈言記述史實流傳於世。謝院長一上任，立即面臨高醫校地內尚有卡在375減租條例中的廣大佃農耕地難以收回的大問題。與校地內佃農談判折衝收回耕地金額，則因創校已近20年、高醫周遭社區因高醫而繁榮，地價市值大為提高，所以談判不易。1974年解決校地內佃農問題，金額仍舊是全數由學校付出；因此高醫創校之初的「捐地」便明確呈現疑義。臺灣土地改革年代，土地買賣有所謂「買賣地骨、或買賣地皮」之說法，是值得旁徵博引之思考。經由向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多次查詢耕地與佃農資料，本書終於比較完整呈現高醫校地分三次與佃農或交涉協商、或訴訟爭議，收回土地之面積、金額、時間、佃農名單等等。但尚待進一步考量的是，此20年收回校地事件在當時臺灣社會面的公義問題。
謝院長緊接著必須面對校地完整性與周遭土地重劃問題；亦即在董事會主導下，高醫與南和興公司的「交換地」案。交換地案從1979年起長達十年，本書用心以高醫內部檔案資料、史料證據探討，企圖還原真相；是長久以來高醫校史從未觸及之部分。
(高醫校史第二冊作者之一陳行得醫師影音談「交換地」案)
探討結果：由此次「交換地」案在歷次董事會會議記錄及本校相關資料中，有關高醫董事會讓售校地給南和興公司以交換土地的記錄，前後有明顯的不一致處，包括讓售四筆校地變成六筆校地、以不同年度較低額公告地價出售、校地讓售總額和登錄不一致、有否回捐土地增值稅及其金額究竟多少、校地出售價款直接撥入董事會未經學校總務處出納組，和未經董事會完整程序表決及完整記錄，且未確實經教育部合法完整備案等問題，最後讓售校地與完成交換地案；卻留下不少值得深入研究之課題。基本上，謝院長由於瞭解高醫創校以來的校地糾葛與財務問題，也具有身處戒嚴時代的處事智慧，遂以其堅忍精神面對此案；但留下一份校務報告中的總務報告。
高醫校史長河的中流砥柱
1975年，謝獻臣院長經由院務會議制定校訓是「堅忍、自強、勵學、濟世」。在他主導興建的校園大樓中，就有命名為「自強大樓、勵學大樓、濟世大樓」等；而謝院長及其團隊也確實是堅忍不拔的克服種種困難和不當的干預、也確實是自立自強才能建設高醫，使高醫茁壯進步。在許多時候，謝院長是沉默不多語的；沉默，常常是威權體制下知識分子的處事方式。但從他積極建設高醫、全力推動校務，可以感受他對師生同仁的熱忱。
高雄醫學院創校以來，學校和附設醫院有著脣齒相依的緊密關係。絕大部分的師資同時是附設醫院臨床醫師護理師等等，其實是密不可分。陳振武院長十分瞭解高醫的體制與創校以來的艱辛；醫學院是教學成本與實驗研究成本都很高的大學，而「大學醫院」因大學與附設醫院之良性互動獲得學術提昇與醫學新知開發，成長快速而能領先其他醫院。陳院長清楚知道高醫的一分一毫收入，歷年收入都是由高醫全體員工共同努力獲得的，所以寫出經典名句「(高醫附設醫院是) 由員工所創造的醫院」！陳振武院長在盈餘成長後，首先想到的是回饋給員工、回饋給學校，而迅速制定醫療獎金支給辦法和薪俸調整方案，並且施行至今日。這是他的睿智規劃與決定，學校也在附設醫院的支持下得以快速成長茁壯，也凝聚了高醫人的心。
歷史的長河，有清澈平順時、有浩浩湯湯時、有混沌不明時、也有濁浪排空時。高醫校史，始終有迂迴渾沌之處；真相有待發掘澄清，公義有待勇氣高舉。真正瞭解校史，更激勵我們為高醫之發展進步奮鬥不懈，為我們摯愛的高醫勇敢承擔責任。「歷史是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認識本校的歷史、看到奮發昂揚的創設、認知恢弘擘劃的藍圖，瞭解歷史的曲折、發掘歷史的真相，反省我們走過的腳步，學習前人在困厄環境中的智慧與勇氣，深刻認識「高醫是高醫人的高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