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中山附醫涉嫌藏匿監視錄影帶，造成寃獄，毀我一生清白！

自由時報「時報廣場」日前刊登楊岡儒律師「警方違法滅證  民眾何來保障」，讀後心有戚戚焉。事有湊巧，筆者最近亦遇到「違法滅證」事，導致被法院依「妨害醫療」罪判刑三月定讞。白白布染成黑，實是無緣無故的寃案，正尋求大法官釋憲或再審丶非常上訴等可能救濟途徑。但先聲明，筆者所遇違法滅證的不是警方，而是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醫生和醫院，將案件最重要的急診室診間上方監視器偽證為「損壞」，而檢察官和法官不察，誤信其遁辭，導致發生這件可能是台灣第一件記者因爭取新聞採訪，卻被依「妨害醫療」而判刑確定的烏龍官司，重傷新聞採訪言論自由權，司法公正性和可信性也大受戕害。

案發在兩年半前，筆者因撰寫一則台中市烏日區消防員被外表為白色之蛇咬傷，自至中山附醫急診室就醫，醫生只給予「抗生素」注射，但注射後患者中毒現象愈來愈明顯，急診醫師眼看不對勁，對患者緊急進行「氣切」，並去電請教台中榮總毒物科，判斷該蛇為「白化雨傘節」之毒蛇，而非普通無毒之蛇，中山附醫才予以毒蛇血清救治，總算救回一條命，送加䕶病房醫治。

該新聞見報後，過幾天，筆者晚間至中山附醫急診室，欲打聼該消防員病情及是否痊癒，持採訪證及名片，進入急診室，向護理人員表明來意，請院方派「有權接受採訪之代表」接受採訪，不料有一劉姓女醫師，聽到有記者要來採訪「白化雨傘節」後續新聞，或許基於該新聞，先前對該急診室名譽已有相當難堪，故而勃然大怒，謂記者非患者家屬，無權詢問患者病情，而記者採訪新聞，依據院方規定，要一星期以前先向公關室申請核准安排並陪同，才能採訪，故拒絕採訪，今晚不能採訪，「出去！出去！」並令保全人員將筆者帶離急診室，及由護理人員電話向警方報案。

筆者不服劉醫師謂家屬才能了解病情，剝奪民眾知的權利，以及要「一星期前申請核准」才能採訪，為此向院方爭取採訪權，但過了二丶三分鐘，爭取無效，就隨保全退出急診室，至醫院外面等候員警到來。約莫二十分鐘，有二名員警前來了解狀況，筆者因被保全驅逐，感覺受辱，向員警表示欲控訴劉醫師及保全「妨害名譽」，劉醫師則表示要控告筆者「妨害醫療」。

「妨害名譽案」很快偵結不起訴，「妨害醫療」案，則隔將近一年才開偵查庭？原告劉醫師和保全員證人，在庭上偽證加油添醋，又是指筆者「咆嘯」，又是「拍桌子」，讓他們心生畏懼，檢察官命原告補提二名證人補證，但原告只提一個爭議已平息後才進來的夜間護理長，證詞當然相同，檢察官遂據附醫三人證詞起訴筆者，理由是犯醫療法第一〇六條第三項以「其他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

該案地院一審時，筆者申請閲卷發現原告所附急診室監視器錄影帶擷圖，皆為急診室外面之候診大廰畫面八張，獨缺急診室內對著系爭一丶二丶三診間上方監視器之錄影擷圖！以此詰問原告，原告胸有成竹答稱「監視器壞了」。筆者認為診間上方監視器，為最重要關鍵，怎麼剛好「壞了」，乃請求法官調查，法官去函警三分局，派原主辦警員警訊中山附醫監視器管理人詹某，詹某答略稱：「不曉得急診室診間上方是否裝有監視器，也不曉得是否有損壞？」筆者認為此答復完全不符經驗法則，因急診室診間乃全醫院所有監視器「重中之重」，管理人長期負責管理全院之監視器運作，怎麼可能連「有沒有裝」都不曉得？乃要求傳詹某出庭具結作證，他推説時日已久，已不清楚，但為了出庭，有去急診室診察看，診間上方確裝有監視器，但劉醫師如沒提供錄影帶擷圖，那表示是錄影器壞了，所以沒畫面。筆者再要求法院行文中山附醫，經以公函正式答覆：「某年月日時，急診室診間上方監視器損壞」。

真相至此大白，中山附醫監視器詹姓管理員初供「診間上方有沒有裝監視器都不曉得」，（筆者案發第二天，即曾至急診室診間，拍攝上方監視器相片呈庭證供），原告為醫師，居然知道監視器有裝但「壞了」，詹某工作記錄並無該監視器損壞及修復記錄，中山附醫書面證明「損壞」，根據如何憑空捏造而來？若該證明為詹某所做，則他犯了偽證罪，至少是偽造文書罪，若是中山附醫擅自毫無根據即發損壞公文證明，則負責人（院長）難逃偽造文書之罪。進一步而言，若原告向詹某調閱急診間所有監視器錄影帶，而詹某確有全部如數提供，則原告具結作證謂診間錄影器「壞了」，顯然是偽證，目的在隱匿當晚急診室診間一切平和，並沒有什麼「狀況」，連口角都沒有，一切如家常對話，更沒有什麼「妨害醫療」行為。

筆者在一丶二審，雖再三強調急診室診間錄影器「損壞」之說是偽證，是為掩飾真相的呈現，要求現場勘察以明真相，但法官就是認為「人證充份」，（三人都是附醫同事？），在「自由心證」法則下，認為筆者未依醫院規定在一星期前申請採訪，以及在急診室強要採訪，雖非「強暴丶脅迫丶恐嚇」，但卻是「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行為，判筆者有罪～三月徒刑定讞，這就是「醫療法」為保護醫事人員，但荒唐修法過猶不及（以『其他不法方法』概括抽象犯罪樣態，並無限上綱，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及檢審偏聽，不根據經驗法則和論理法則偵查審判的惡果，造成台灣第一個因爭取採訪權，無緣無故被起訴判刑的惡例，此例一開，還有合理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嗎？甚至比專制共產國家更嚴苛！

筆者無故受寃獄，又已二審定讞，比起日前紅色份子王炳忠等被判無罪，實有「天地顛倒」之憤怒及寃屈，自感如「百官行述」翁某案百利銀行諸經理被司法「圍毆」判刑四月，在上訴最高法院時「抑鬱以終」（坊間傳聞是自殺而亡）一樣，而諸經理以一命換來高檢署的「非常上訴」，筆者決定不步諸經理「抑鬱以終」的後塵，而窮一切方法和力量力求平反，包括釋憲丶再審和非常上訴，雖然知道「機會渺茫」，但只要有「萬一」的機會，都不放棄。

另方面，也要尋求合理修法，使原本要合理保障醫護救人醫療行為的「醫療法」，卻變成使病患或採訪記者面對醫護人員，變成非「俯首聽命」，不得有一句異議言辭的惡法，比「妨害公務」更嚴苛，且醫事人員包括醫師丶護理師丶檢驗員丶藥劑生丶齒模生⋯⋯等廿七類人員，其工作場所（包括西藥房）廣泛無際，反正一切和醫療法有關人事地物，皆有可能成為人民違反「醫療法」的陷阱，動則得咎，比面對警察盤查還恐佈，豈非「新警總」的再現？而本案涉及偽證丶偽造文書及濫權起訴及審判，也要循法律途徑追究，至少向社會揭示有些白色巨塔下的偽善，和司法品質的「低劣」和「糊塗」，以自身親受經驗（什麼惡行都沒有做丶也無前科的良民，居然被司法怪獸判刑！）來證明為何人民對檢察官和法官信任度，為何只有二丶三成的理由了。

筆著從二十多歲進入新聞界，如今已滿70歲，前半部二十多年，在台灣省議會和台灣省政府採訪政治新聞，後半部在「退而不休」續寫新聞評論「重做馮婦」，於民報服務近五年，前後近四十年新聞生涯，從未因採訪新聞而與對象發生紛爭糾葛，在新聞界也略有薄名，想不到在最後臨退告別新聞界之時，居然在沒有犯意、也無犯行的情況下，打破無前科紀錄，變成「罪犯」！上天這個玩笑未免開的太大了，或許註定人生要「不完美」才是正常？今天不怕個人之醜外揚，個人也無迴天之力，謹以此文告白，至於其後會如何發展，或平反不了了之（99.99%），就非主觀形勢所能左右了。